自然“数学化”的现象学诠释及其意义追问

自然的数学化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在胡塞尔谓之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中,数学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在胡塞尔看来,与自然的数学化相伴随的是生活意义的丧失。自然数学化的意义有待澄清,为此,需要采用现象学悬置和还原的方法加以识别。胡塞尔提出把整个数学看作是一种对象的先验理论,进而实现对自然数学化的诠释。在广幅的科学史和哲学视阈下,对知识数学化的意义追问构成了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个异质但却共有的焦点。     

音乐审美期待的现象学分析

音乐审美期待作为现象,发生于每一个具体的音乐审美体验之中。"音乐审美期待"是一个整体现象,可以分解为相互勾连的三个环节:"音乐-审美-期待"。每个环节都不是孤立的,对单一环节的分析都将带出现象整体。现象学的分析必须时刻保持这一整体眼光。对三个环节的分析从"期待"现象开始逐步回溯和扩展到"审美-期待"直至"音乐-审美-期待"。     

高校园林生态的主体征候——一种基于藤本植物生态环境问题的探究

高校生态是城市的一部分,建设园林型高校、园林式的景观,都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态文化的品质和促成大学校园的环境亲和力。但是,一般高校,特别是新建院校,由于历史积淀不足,在高校园林建设中可能拙于应对复杂的植物生态问题。受不同因素的制约,学校师生、园林工人和园林管理者,未必能以真实在场的方式与此类问题"打交道"。在环境伦理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城市高校园林容易陷入生态困境,因而有待从环境伦理学—美学角度探寻解决之道。     

论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相互渗透

表面上看,系统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与关注主体原始意识现象的现象学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它们都关注个体的社会行动,追求事实的客观性和意义的真实性,主张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和现象学这两个不同学科实际上具有诸多共通之处。同样,这也意味着现象学社会学并非独立的学科,这个词只是意味着现象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罢了。     

基于现象学方法的新闻学科理论体系重构

以新闻学学科对象本身＂新闻＂为逻辑起点,在对＂新闻＂及其他传播类别的比对基础上,尝试提出新闻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     

现象学直观与直觉主义的相似性

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与柏格森所使用的直觉概念具有一致性。胡塞尔所使用的直观是在现象学悬置的纯粹观看意义上使用的。现象学的直观不仅包括感性直观,也包括对事物的本质直观,即对普遍之物的感知。柏格森的直觉则是置身于其生命哲学之绵延内的观看。通过将自我限制在自我的绵延之中,自我成为绵延的一部分并与绵延融为一体,直觉对绵延的把握也是一种自我—直觉。     

康德“Schema”概念的现象学意蕴

康德以哥白尼式哲学革命的方法论变革,让对象依照知识成为可能,由此而使西方哲学史上个体与普遍相统一的认识论难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Schema(图型)概念在联结经验对象与先验范畴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塞尔也是在统一个体与普遍的意义上推进了上述认识论困境的研究,这二者之间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前后呼应的连贯性和思想史上的承接性,由此可以说,Schema概念已富含现象学的意蕴,康德在一定意义上开创出了现象学之维。     

二十世纪:一个过渡的时代——从现象学的角度回顾本世纪的两个哲学问题

欧洲近代哲学的主旨是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本我”在这里是一个从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 ;“理性”在这里则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之奠基关系意义上的理性奠基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中 ,这两个取向首先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得以彻底化和严格化。它们使人得以看到欧洲近代哲学的问题所在。在此之后 ,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经历了多方面的修改。这些修改在某些角度上看是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乃至整个现象学运动的批判而完成的。所谓二十世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是指从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向另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过渡。     

知识与意识溯源:德里达与胡塞尔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脱胎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对德里达的影响持续一生。德里达认为存在两个面相的胡塞尔:一个被萦绕不去的结构情结束缚,执着于在场和观念的纯粹性;一个更强调发生和变化,呈现出世界和自我中的他性。由于前一种倾向的制约,胡塞尔未能充分挖掘出现象学的潜力。胡塞尔试图为知识和意识找到一个自我同一的在场源头,德里达却相信,一切在场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在场所浸染,但这种不在场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超越了在场/缺席二元逻辑的踪迹。     

“解蔽”技术之域——现象学维度下的观审

近年来,技术哲学成为科技哲学的一个坚实的占据地,其被热议的广度更是可观,在这其中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问题又更为占据人们的笔端与视野。仔细考量笔者认为,学者们关注的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对峙与为何呈现此二元结构的深层缘由,可推至相当时期内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对立分歧(注重技术运行机理探究与侧重技术价值评判的分歧)。今天,对技术哲学的这两个传统所引发的问题似乎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