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哲学追问:从笛卡儿、康德到胡塞尔

继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揭开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转向的帷幕以来,康德既在批判笛卡儿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学的先验转向,又以此为基础回应了休谟的无自我论的挑战。早期胡塞尔曾站在休谟的立场上批判了康德的先验自我,可随着从描述心理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向,胡塞尔又从休谟的立场回到了康德的先验自我的立场,并最终再次通过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转向对"现象学自我"的构造性分析,既在新的台阶上承继了康德,又在更深层次上回应了休谟的怀疑论的挑战。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真相”和“真理”概念

新译本《精神现象学》揭示出了在旧译本中被遮蔽的“真相”这一重要概念,并将其与“真理”概念明确区分开来。本文充分引据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别讨论“真相”和“真理”的原文,通过分析表明,前者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而后者则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范畴。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而阐释了“真相”和“真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指出黑格尔的“真相”概念已经预示了海德格尔关于“无蔽”的理解。     

马克思美学的现象学解读

过去,人们囿于自然主义立场,把马克思美学自然主义化,既不能揭示出马克思美学的革命意义,又阻止了我们与马克思美学继续对话的可能性。而超越自然主义可谓是贯穿现象学始终的基本精神。本文认为,立足于现象学的崭新视野,对于重新解读马克思美学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感性心理学”,暗含了对客观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双重批判,具有和现象学的超越自然主义立场沟通的可能性,显示出马克思美学的革命性和现代意蕴     

社会变迁下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想类型及其实践

随着我国乡村流动性的加大和信息化的发展,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应对由此产生的新形势、新问题需要采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甚至范式。受吉登斯、卡斯特等人社会空间理论的启发,可以从信任、空间两个维度将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在场地域性社会治理、缺场地域性社会治理、在场脱域性社会治理和缺场脱域性社会治理。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乡村在充分发挥传统的在场地域性社会治理、缺场脱域性社会治理作用的同时,需要重视缺场地域性社会治理、在场脱域性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创新。     

现象学的精神及其对心理学的启发

首先考察了国内对于现象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现状,并指出了其中可能出现的两个问题即:一是注重外显知识忽略内在精神;二是注重批判忽略建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是现象学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外在理论对于心理学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同时着重分析了现象学的反思的精神、还原的精神、奠基的精神分别对于心理学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启发。     

现象学之于教育学的根本意义——追寻教育学成其为“学”的“明见性”依据

如果说现象学是在研究和探讨“认识何以可能”的理论问题,那么,教育学则是要探索如何让“认识”在学生的内心之中真正得以“发生”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现象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可以成为教育学成其为“学”的重要理论依据.现象学对于“认识何以可能”的“明见性”追问,实质上意味着一种接近问题的根本方式的转变,即排除一切中介的因素和任何抽象的概念、空洞的原则而以直观到的、具有意向构成性的纯粹意识作为认识得以发生的原初动力和前提.现象学强调“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和方式,为我们重新理解教育与教育学展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幸福的温度 ——评何顿新作《幸福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何顿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给个人心灵带来冲击的小说,这些在场感强烈的作品是何顿对时代、对人性的观察。在其新作《幸福街》中,何顿由现场转向历史,通过叙写黄家镇幸福街上两代人、半世纪的生活历程,从源头梳理“50后”的一代中国人的人生轨迹和精神难题,以具有历史感的眼光探寻社会历史和个人生活中的剧变与恒常,重建了他现实主义文学叙事和历史判断的整体性。     

马克思和赫斯的理论分歧

姜海波在《哲学动态》2014年第5期撰文指出,莫泽斯·赫斯的一些著作对马克思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可以将赫斯认为是马克思的"引路人""合作伙伴""批判对象"等几种角色。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论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对象,马克思和赫斯的理论分歧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行文中可见一斑。赫斯认为黑格尔以观念中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基     

盖格尔的现象学艺术意味论——文学艺术的各种价值意味

盖格尔是德国现象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直接把现象学方法运用于美学研究领域,运用现象学观点与方法反思和批判了西方传统美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和认识论模式、心理模式,确立了现象学艺术意味论。现象学艺术意味论,具体研究了文学艺术的价值关系、文学艺术的各种意味、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关系,对德国文学思想转向现代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