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来街从前确曾有象来老虎洞从来未曾养过虎

象来街从前确曾有象来在北京的地名中,有许多很有趣味,能顾名思义.例如,象来街,一听其名,兴许就会想到,这个历史悠久的街名,同养象、驯象、洗象、演象等有关.历史上确实如此.     

引进“辛德贝格黄玫瑰”

这是一种高贵的鲜花，它在丹麦奥胡斯生长了15至17年，2004年12月17日，它被命名为“辛德贝格黄玫瑰”；命名活动发起者是安德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见证人辛德贝格的外甥女。对于命名，她认为“这将是纪念和引起对那场可怕大屠杀关注的又一种办法”(据《现代快报》)。我把这件事视为“鲜花铭记”。     

苏州地名源流考

苏州古称勾吴,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约公元前11世纪,泰伯、仲雍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其后裔被周武王封为吴伯。其南奔路线,最有可能取“商於古道”,奔至今江苏晋江市一带筑城族居,后与古越部落融合,创造了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湖熟文化”。吴国建都后,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定都于姑苏（今苏州古城）。姑苏之“苏”,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秦置会稽郡,治吴县,后有吴州、苏州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试论古代云南政区地名的第一次大变迁

云南的政区地名始于西汉中期,此后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其大体上呈延续发展的情形,相对稳定而又逐渐变化,各朝代相对于前代都有数量不等的一些增减,改易也时有发生。隋至唐前期,一种基本上是全新的政区格局经两个王朝前后相继的积极经营而建立起来,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政区地名组群,将云南政区地名的发展史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唐代以来的政区地名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整体性的、大幅度的更迭。导致这一次大变迁的原因,一是云南各地部族分化状况的较大变化,二是羁縻政区制在云南地区的普遍推行,三是隋唐政区层级制的变革。     

草原民族姓氏命名文化研究

姓氏是人类在实践和认知中分类的分类系统,是一种分类的文化载体。姓氏体现着人类的社会属性。生产生活需要分类,交流思想需要分类,互通感情也需要分类,因此,姓氏具有丰富的社会底蕴和重要的社会功能。命名活动不是纯主观的活动,也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是＂地天通＂的活动,要同时涉及形物、心智和交流这三个要素,要涉及语言材料、语义系统和命名过程这三个方面。姓名是一种记忆形式,是一座博物馆。     

从语言学角度看《随园食单》菜品名称

江苏“随园菜”与北京“谭家菜”、山东“孔府菜”并称为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官府菜,其中的“随园菜”得名于江苏历史名人,清代著名散文家、诗人袁枚的饮食文化著作《随园食单》。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随园食单》中菜品名称的音节数目、组成结构、命名特点等,以挖掘江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西域汉语地名演变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远古西域有语言而无文字,西域最早文字记录为汉文,现存最早文献为汉文献,而西域地名演变牵涉到历史周期和政权的演变,以及政治地缘学。该文通过对西域汉语地名的考察,进一步深化了对西域历史文化走向及价值的研究,深化了对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且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满俗满语与东北方言

满族的文化风俗，千百年来融入东北许多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礼仪及游艺、竞技中。显性的满语运用与教学，有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和新疆察布察尔及各地大大小小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满语学习班。隐性的满语除刻印于千千万万东北的山川村落，成了满语地名外，相当一部分。     

广州带“沙”的地名

“芙蓉沙”是广州原芳村区最古老的地名，据说得名于南越王赵佗。当年那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赵佗率群臣登上越王岗，遥望海中浮出的几个小岛，觉其状如出水芙蓉，即将其命名为“芙蓉沙”。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赵佗孙太子到芙蓉沙避难”的传说。     

《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重庆地名整理与研究

以《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中重庆出土的历代墓志为语料,对墓志中所见重庆地名(包括乡、镇、街道、山、水、寺庙等)进行整理与考证,然后对其进行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包括图腾崇拜、姓氏、避讳、宗教、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