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地名文化研究

地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记录着区域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形成独特的地名文化.乌鲁木齐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要道,复杂的自然环境、亚欧大陆腹地的区位条件、众多部落与族群迁徙交融、多元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孕育了独特的区域地名文化.多民族地区地名文化对记录历史事实、传承优秀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亟待保护.     

《清史稿·曾灿传》及《魏礼传》史实考误

曾灿与魏礼俱为明末遗民,又都是清初著名文人团体“易堂九子”的成员,《清史稿》所栽二人之传中,有四处与史实不符：曾灿之招抚四营兵在顺治三年丙戌而非“岁乙酉”（顺治二年）;其父曾应遴之卒应在顺治四年丁亥,而非曾灿前往招抚四营之时;魏礼倦游而归筑“吾庐”,应在康熙五年,而非在其“年五十”（康熙十七年）之时;魏礼享年应为六十七岁,而非六十六岁。     

汉代陇西属国与休屠考

据"王真保墓志"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秦州、陇西等地的休屠王氏家族来源于匈奴休屠部。休屠部降汉后,其主要部众被安置在陇西属国。休屠王族金日磾家族也随同这部分休屠部众被安置在陇西属国。东汉以来,休屠部开始向东迁移。     

道俗相爱破阻力 有情人儿成眷属——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与传奇《玉簪记》对比探析

在中国古代戏曲空前繁荣的元明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传唱千古的优秀戏曲作品。许多同一题材的作品被不同时代的剧作家赋予了新的涵义和时代精神,为中国古代戏曲的创作、演出开拓了新的局面。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和传奇戏曲《玉簪记》就是同一题材、不同时期的戏曲作品。对比两剧的各个层面,可以从中领略古代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还和其他的众多戏曲作品共同铸就了我国古代戏曲的辉煌。     

元覆宋本《论语集解》之误写与误刻

元覆宋本<论语集解>不论是<论语>文本,还是<集解>文字,都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好的本子,因而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在<论语>经文和<集解>注文两个方面,也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误写与误刻,主要包括:音近而误,形似而误,张冠李戴而误,多字少字而误及其它.指出并纠正这些失误,对论语学的研究及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苗疆边墙对湘西地名影响调查——以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地名为例

<正>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吉信镇三拱桥乡苗、汉晒金塘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苗疆边墙的修建对于湘西地名的影响不容忽视。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曾在苗疆边墙修建之后,苗、汉人民之间由于争夺"晒金塘"之村名,发生过激烈     

论西藏地名中的情感色彩

地名是人们对不同方位、范围的个体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地名形成过程中各种情感因素的融入,使地名附着或隐含着各种情感色彩.通过分析西藏地名中的情感色彩,可以展现地名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地名情感色彩的研究对西藏地名的进一步挖掘整理,以及今后新地名的命名或更名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杨家将”创作文献接受史新论

"杨家将"文学作品经历了近千年积淀,从早期的宋代话本、金院本、元杂剧,到明代杂剧、传奇、小说,再到清代戏曲,形成了大量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晶,成为俗文学代表作。由于特定时代社会、历史、文化所囿,各个时代的"杨家将"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表现出时代性、专有性和独特性。     

南宋孝宗时期散文作家群考论

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宋文相对于宋诗、宋词,显得较为薄弱,而宋文研究领域“重北宋轻南宋”的现象又较为突出,近年来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但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本文以南宋孝宗时期作品留存在2卷以上的99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为基础,对作家及作品进行量化分析,并考察作家的身份阶层、地域分布、创作成就和作家的为文宗尚,以此说明南宋孝宗时期的散文创作十分繁盛,在内蕴特质、艺术成就上形成了新的面貌和特色,欧苏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得到了呼应和弘扬,北宋散文的发展高潮得到了重要延续和响应,是宋文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宋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王杂帖释文订正四例

二王杂帖是研究二王书法、生平和东晋社会、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目前所据最好的释文为《全晋文》,但其中有不少误释,如将“写”误释作“高”、“送”误释作“道”、“具”误释作“既”、“处”误释作“不可”等等,从而影响了对杂帖内容的正确解读,对此,本文予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