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科技奖励申报工作初探

本文围绕地方高校在申报各级各类政府科技奖励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论述,从科技奖种选择、时间时机选择、申报书填写、附件材料准备、形式审查、上报跟踪等各方面进行详细的介绍,希望能为地方高校科技管理人员提供决策参考的机会,从而提高科技成果获得奖励的中奖率.     

黄奇帆强调：“十一五”规划应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重庆市“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中。最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强调，住“十一五”规划中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破除目前所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     

规范西部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并由此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叠出的重要根源，成为制约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国实现现代化的“瓶颈”。因此，改变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要改变这种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仅靠西部     

从海南“省管县”谈起

海南可以这样做。不等于其他兄弟省份也可以这样做。因为海南毕竟是一个只有3．4万平方公里、820万人口的小省。即便是省级致府直接管理20个县市。也不存在什么管理幅度过宽的技术问题。     

地方竞争将引发“政府改革”

近期,笔者参加许多地方政府的会议,发现中国的许多城市,从南方到北方,从深圳到大连,许多地方都在大力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再考虑到去年以来中央领导的讲话,特别是最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则被赫然列入内容的第十一大条,应大致可预见到:中国各地将掀起一轮政府改革的浪潮.     

辩证处理五对关系 提高上报信息质量

一、辩证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服务大局上下功夫. 曾庆红同志在阐述新时期办公厅工作思路时,把信息工作列为信息调研、督促检查和日常运转三项重点工作的第一条;在1999年1月谈到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要增强主动性时,把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信息,列为当好参谋助手的第一项任务.这些论述,明确指出了信息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它是决策指挥"中枢"的"神经末梢",不是全局但关乎全局,不居中心但影响中心,不做决策但辅助决策.     

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现在到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效价[CD*2]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②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③没有搬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的路径探讨

行政决策权力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核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这一权力的运行就是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进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现实问题和走向善治的时代要求,规范的基本路径是:要依法明晰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的边界范围,科学设置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程序,积极构建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追责机制.     

运用大数据促进地方立法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地方立法带来全新机遇。大数据技术有利于发挥地方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提升地方立法机关的科学决策能力,提高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的效率,增强地方立法机关对立法草案审议的准确度,减轻地方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大数据时代我国地方立法面临诸多挑战:立法机关不仅立法能力不足,而且缺乏大数据意识,传统立法调研机制存在缺陷以及立法机关数据治理存在瓶颈等。在大数据时代,地方立法机关必须拓宽思维,创新地方立法的手段,让互联网大数据成为信息时代联系公众和收集民意的新渠道,运用大数据建设地方立法的新智囊,运用大数据创新地方立法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