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应对：引入预防原则的构想证成

数字科技滥用个人信息造成的社会风险与个人权利侵犯问题日益突出,个体缺乏保护个人信息的能力,公法已然具备更深层次干预个人领域之理由。预防原则是公权力面对科技风险的严厉举措,近年来其扩张适用日益广泛。数字科技之风险后果既满足严重性与不可逆转性,又符合预防原则的基本触发条件,因此适用该原则应是风险防范的较优选择。由于抽象的侵权风险证明可能离不开主观判断,在适用时需要注意限制其规范对象,科学设定“强”“弱”预防原则的启动阈值,灵活设置“不确定风险”的证明,避免无休止的重复论证。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双向激活：“河长制”运行中体制与机制的连接——基于广州市治水实践的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效果”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体制失效论”认为结构性的治理体制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因素,“机制有效论”则认为微观的、程序性的机制因素更有解释力。通过对广州市2014年以来水污染治理实践中两个版本“河长制”实施过程的追踪观察,本文发现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河长制”20版本正是实现了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了“双向激活”的互动机制从而提升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行动逻辑、优化契机、形成机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新契机.以人民为中心、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和深化改革,共同构成了新发展理念下公共管理行动逻辑的关键环节.新发展理念给公共管理带来系统优化的重要契机,也集中围绕主体、制度、技术和价值四个维度得以实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制,离不开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以民主法治为内核的体制机制保障,以网络信息为支撑的技术应用驱动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主旨的价值体系引领.     

超越“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

数字技术已经全面嵌入了行政体制,数字治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数字形式主义却因其反映出数字治理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成为数字治理被广泛诟病的症结。数字法治治理应直面数字形式主义所揭示的关键问题：数字权力真空、数字政府独特的技术语境、数字公平问题等。对于数字形式主义的研究应当超越对于官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评,重新定位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而通过完善“治理需求定位—技术引进—治理需求重定位—技术完善”的搭建式进路充分释放依法行政下的数字治理效能。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北仑模式”

当下我国正朝着新型城市化格局迈进,大规模人口流动及复杂化社会关系网络,对当前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为这一挑战之解决提供了崭新路径。城市民族工作无论是规范层面的建设与执行,还是认同层面的融合与深化,乃至价值层面的重塑与转换,其内在驱动均在于此。以宁波北仑为例,着力探讨在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总体要求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对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创新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儿童福利制度在乡村的适用研究

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的普遍性和儿童的特殊性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福利。当前,我国已基本上建立了儿童福利保护法律框架,但在细节和落地实施方面仍有很多优化改良的空间。借助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契机,把目光聚焦于乡村儿童的福利保障,从多方面入手,完善儿童福利立法、健全儿童福利保护法律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