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四高战略 吸引八方能人 温岭经济开发区初具规模

温岭经济开发区是1994年8月经省政府批准的省级开发区．建区以来，始终坚持以发展工业企业为主，开放型企业为主，以及高新产业为主的开发方针，并以高起点编制规划、商标准组织建设、高档次引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社区的实际行动，全面推进开发区建设，两年来，共引进企业24家，其中16家企业已投入生产。同时还有三资企业3家，协议利用外资3000万美元．批准建设项目43个，1995年区内工业产值已达1．55亿元．开发区强大的发展潜力，使人们看到了又一颗造条的明珠正冉冉升起于东海之滨．一、正确定性，高起点统制总体规划温岭开发区迈出成功的…     

地区差异会影响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程度吗?——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

实体经营与金融投资的有机结合被认为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崛起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我国地域特征着手,探讨了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和经营收益之间的资源配置选择与效率呈现出的地域性的差异.结果 表明,东部地区上市企业经营收益越高,则会有更多资产投资于金融资产.但是,金融资产对经营收益的"挤占效应"却是西部地区更严重.而地区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地区软环境指标能够解释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随着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增高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下降,金融对经营收益"挤占效应"的负向边际效果逐渐下降,说明政府与市场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提高落后地区的软环境水平有利于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专项审核视域下地方高校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从地方高校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发现人事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相关原因,并为积极推动新形势下地方高校干部人事档案精细化管理提出了个人见解。     

黄帝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流播发展

黄帝与黄河,一个是凝聚寰宇华人的人文初祖,一个是滋养华夏儿女的母亲河.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二者已然超出具象的人物和简单的自然物.黄帝与黄河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化主体.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根脉同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同步性,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黄河文化兼收并蓄内涵式上升,黄帝文化流播演绎地方化发展."两黄"文化虽各行其道,却又殊途同归.     

忙碌的原因与"慢生活"的可能性 ——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探究

人类社会的加速运转不论是在体验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确证.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本应使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以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实际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越来越忙碌,甚至时常会感到窒息和无所适从.德国著名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社会加速",将其视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权力统治模式,并从功能批判、规范批判以及伦理批判等方面勾画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蓝图.但是罗萨对社会加速的理解仍不够彻底,没有看到社会加速运转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逻辑,面对如此强劲的社会加速力量,"慢生活"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中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学前教育中“奥威尔问题”探析

乔姆斯基提出的“奥威尔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泛在化和隐秘性问题。根据福柯的微观权利理论,分析发现在学前教育中,教师和儿童之间也存在一种隐秘的权力作用模式。教师通过有意无意的规训手段,对儿童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约束和控制,使幼儿园“向上服务”。学前教育中规训的存在有社会背景对教育的浸润和教师对教育习俗的盲从两方面原因,若不加以觉察和控制将会妨碍“以儿童为中心”理念的真正落实。可以从提高教师的批判反思能力和与儿童平等对话能力两方面入手,弱化“奥威尔问题”对学前教育的影响,使规训成为善的教化手段,为儿童赋权。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