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2012-2016年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从文化与贸易互动视角,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的跨文化传播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量化评估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在规模（广度）和效果（深度）方面的差异,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孔子学院汉语文化推广的时空演进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孔子学院汉语跨文化传播在规模上持续增长,但是在传播效果方面则存在滞后,特别是自主拓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提升迟缓,综合影响力参差不齐,整体汉语推广潜力及文化传播效果有待进一步挖掘和优化;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且,除了对所在国（地区）产生正向影响外,对邻近国家也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

出土文物作为 “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物史料，已经普遍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研究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者围绕鄂君启节、出土地图、出土简牍与出土隋唐墓志为主展开相关研究，利用新中国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陆交通路线、历史政区、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反映的丰富内涵、地名、乡村和基层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对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的比勘、印证分析往往有所缺失，提高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见木不见林的现象较为普遍。     

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地理学透视

作为世界遗产地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山西五台山，之所以能传入佛教并将佛教文化保存发展下来，与其地形、气候、气象等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也一步步被描绘为文殊菩萨的形象或载体。本文通过对地理要素与佛教要素的相互关系分析，深度探讨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与五台山自然地理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京津冀钢铁物流园空间布局建模与实现

针对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想,主要分析了交通、环保和产业升级转移等三大领域的影响及作用;指出钢铁物流园在分为单源钢铁物流园和多源钢铁物流园的基础上,以总运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引入固定运输成本、变动运输成本与运距的关系,分别构建了2种钢铁物流园的空间布局模型;并设计出了模型向实际应用转换的基于EXCEL地图的动态演示模型以及相应的转换途径和算法,以期在新的格局下,为京津冀钢铁物流园空间布局建模与实现提供实施办法.     

专题弁言：20世纪历史地理学思想源流考镜之一

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的本土语境中,“地理历史学”这一概念几乎从未进入专业研究者的话语体系。一些现代地理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实际属于地理历史研究范畴,前者之名掩盖了后者的存在;进而主张建立一门与历史地理学并驾齐驱的新学科——地理历史学。事实上,类似争议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学术界亦曾发生过。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和贝克都曾有所阐释和辨析,值得镜鉴。本文重申只有将历史地理学视为沟通和融会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传统学科之间领域的学术关怀,才能摆脱古往今来两者各自立足于本位而提出的片面见解。重视西方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厘清这一争议话题的本质,也有利于推动本土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     

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下的空间深化与空间广化机理剖析

作为事物刻画的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在经济学领域却命运迥异。较之于时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随着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来临,时空压缩扑面而来,空间的重要性目益凸显。新经济地理学在吸收德国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家马丁（Martin．R）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主题：空间深化机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广化机制（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     

高校地理学专业学生认识能力培养探究

地理事物是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认识地理事物是地理学领域内一切专业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每个地理学专业的大学生都应具备认识地理事物的专业素质;地理专业学生认识地理事物能力的培养应重点抓好二个教学环节:一是专业基础教学环节,一定要让学生受到严格系统的地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二是实践教学环节,要使学生受到严格系统的实践教育和训练。     

从地学到地理学：竺可桢与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构建

竺可桢是推动中国近代地理学学科建制的关键人物。他于1913—1918年在哈佛大学研习地理学和气象学,归国后将哈佛地质学与地理学系的“双名词系科”移植于东南大学地学系,以“科学的地理学”改造传统地理,推动建立中国的新地学。然而地理学人才的匮乏阻碍了学科的成长,在1925年竺可桢离校后,地质学后来居上,主导了地学系,地理学在人员聘任、经费分配、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都受到束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地理学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因政治关切支持地理教育,推动中央大学地理学摆脱对历史学、地质学的附丽,寻求独立的学科建制。由于大学系科之争和地理学汇通文理的学科特征,地理系独立后在院属问题上又添波澜。竺可桢及其弟子熟悉欧美地理学的潮流和体制,坚持在理学院下建设独立的地理系,倡导融合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新地学,中央大学地理系于1932年重回理学院。竺可桢对于东南大学地学系和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学科构建,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创立和成长。     

论文化地理学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末清初崛起于燕赵大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及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地理学视阈来看,可以说正是独特的山水风物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浓烈的燕赵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特殊的时空熔铸了河朔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