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与“天下共富”: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则。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起点上,回溯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展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阐释共同富裕逻辑、探索共同富裕路径提供借鉴。共同富裕的历史渊源是从“天下大同”到“天下共富”,理论演进是从“个体独享”到“社会共享”,实践探索是以“先富后富”实现“逐步共富”,战略推进是从“消除贫困”到“美好生活”,未来展望是从“小康社会”走向“共富社会”。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共同富裕简论

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要使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过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解决什么是共同富裕和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富裕,要避免少数人畜、多数人穷的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绝不是平均主义,从“部分先富”走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点。共同富裕思想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以“三论”理念破解“三农”难题——对成都市青羊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考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难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青羊区作为成都市中心城区，按照中共成都市委的统一部署，以2004年区委一号文件的出台为标志，正式启动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两年来该区始终围绕“城乡同发展、共繁荣”这一目标。坚持以系统论、市场论、民本论的基本理念。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青羊，取得了明显成效，走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全方位发展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全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善于把握新情况。善于总结新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的一条是，我们要立足实践，把握时代新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明确提出和全面深入的阐述，便是深化执政规律，建设规律与历史规律问题认识的理论典范。     

我国城乡创业差异动态比较及区域影响因素研究

从宏观层次和空间创业视角出发,选取1998—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和农村在创业水平、地区分布、产业和部门分布等方面的差异和动态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区域特征对城乡创业差异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创业活跃度远超农村,其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城乡创业差距最小,西部差距最大;城乡创业活动在产业和行业的分布特征相似,均是第三产业创业占据主导地位,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上,"社会服务业"创业的比重在逐年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城乡创业率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城乡创业差异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引入城镇化和城乡“二元”变量,拓展了能源消费分解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LMDI),将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分解为城镇人口规模、乡村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乡村居民收入水平、能源强度、能源供给率、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结构、乡村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9大效应,发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贡献最大,而乡村人口规模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减少贡献最大。通过对中国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城镇化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后,从提高燃气管网覆盖率、加大对节能家电购买的补贴力度、制定和完善居民区建筑节能标准等方面给出减缓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加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