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后WTO时期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影响分析及其路径选择

后WTO时期,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资银行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我国金融体系。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从总体上提升我国银行系统效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客户资源、银行业务、服务手段、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冲击,为此,应通过完善金融体系、提高整体实力、培育新生力量及加强合作等策略增强中资银行抗击外资银行的实力,引导中资银行健康发展。     

基于“三性”分析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模型

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统称为“三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它们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和矛盾。协调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评价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难点。本文所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其指标体系涵盖了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三个方面,将银行经营绩效层层分解为具体的财务报表数据,合理解决了同一指标在对“三性”产生不同影响时的评分问题。将“三性”之间的制约矛盾量化为具体的模型。     

从疫情防控透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和支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显著成效凸显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本文将从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载体、行动体系和组织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其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如何发挥优势作用。     

“四联五员”服务基层显真情

“决战进百强”是宦都市2013年发展目怀。宜都市刚土资源局党组在“学习十八大、争创新业绩、决战进百强”活动中,立足部门工作实际,以“四联五员”活动（联乡镇、联乡所、联项目、联企业,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耕地保护信息员、地质灾害监测员、矿山企业巡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