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本色神学

基督教在中国屡次失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其最终的原因都归为一个,即基督教并没有处理好自身同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没有让中国人彻底理解基督教所借用的西方文化符号之下承载的独特教义。因此,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继续传播,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建本色化神学,去除原有的“洋味”,以便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基督教传播与中国科学的关联和影响

基督教在华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关联是中华基督教史的特点。本文以此为认识轴线,将基督教在华传播分为唐元、明末清初、近代中国三个时期,以科学和宗教结合为视角,探述不同时期传教士在华科学活动的特点及对基督教传播、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回顾与反思：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问题的思路历程——关于宗教与文化之关系的若干思考(之一)

关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人文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之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更关系到未来文化的建设。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穷理的研究。全文由五个专题研究组成(一)回顾与展望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关系的思路历程；(二)“文化”真义之我见人类精神(人性)陶铸过的自然；(三)为何与如何为什么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又如何作用于各种文化形式?(四)比较研究后的质疑宗教果真是一切文化的本体与核心么?(五)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儒家伦理而不是以宗教为准则。从本期起，本刊将分期刊出这五个方面的专题论文。     

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及其起源——从《旧约》到《新约》

超血亲伦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无论神学或人文学科均未对此特征作专题充分研究.有关耶稣颠覆家庭的言行被回避并纳入传统伦理解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将地域性的古代伦理扩展为普世的平等伦理,从而成为现代性普遍公民身份渊源.现代化转型期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以及相关的古今中西比较争论,均重大地涉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本文以《圣经》文本为依据,围绕《旧约》到《新约》的家庭观念转变,尝试梳理并揭示超血亲伦理的起源及其构成要素,最后对其历史意义作一简要阐释.     

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考察

1940至194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利用成都基督教学校暑假空隙,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民众开展教育、生计、公共卫生服务,并进行基督教福音传播。学生边疆暑期服务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具体实践,使边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从传统走向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认识理解教会大学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现代政治哲学的世俗化建构--霍布斯政治理论的神性与俗性

17世纪欧洲文化性格的转型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从神学政治到世俗政治的转变。完成这种转变的是霍布斯,他采用马基雅弗利的方法,以基督教的神学政治观摧毁了古代的自然理论,又以古代的自然理性摧毁了基督教的超验色彩。通过对基督教神学的政治化,以个人的政治权利为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在调和中传承与创新——托马斯·阿奎那的公共利益理论解读

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共利益观念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形成了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神学公共利益理论.这一理论在公共利益的构成要素、类别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强调公共利益是国家的目的所在、是政权正当性的评判标准、是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成因;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既突出公共利益的相对优越性,但同时也不否认个人利益的独立价值.     

和合与对话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从"五四"女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入手,客观辩证地考察她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努力寻觅探析基督教文化对她们的思想和创作的深刻影响.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意”因子

宪政史著述理应给予必要的分类。其中,以史学方法撰写的宪政史可以称为"史学宪政史"。这里提出此一概念,意在表明用史学方法与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史之不同。史学宪政史的旨归是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档案资料、深研原著的基础上,阐明宪政史的研究对象,进而客观揭示或如实描述宪政发展过程,为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揭示或描述虽不能做到样样"至确",但心之所向,必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由此论及目前极为流行、可以归类经济学宪政史的戈登著《控制国家》,其中可见作者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的浅薄与匮乏。书中说:"18世纪中叶以前,‘民主’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却被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谴责,被诗人和艺术家所嘲弄,被哲学家所拒斥,真是极大的讽刺"。所谓"否定",当来自不同政见,但稍有历史知识者便应知晓,构成评价主体的恰恰是"肯定"的评判。难道可以将多数人认同的制度视为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吗?反过来,与民主对立或分立的制度也受到了其他政见的批判和否定。而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论争环境原本就是制度生存发展的常态,古代民主正是在与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事实上,古代雅典反对民主的知识精英并无几人,所以,上述言论恰恰反映了作者历史知识的不足。而假如他知道少数人持反对态度多数人居拥护立场,那就说明他还不懂史学规则,即不可以偏概全,以点废面,否则,必然诱导读者误解历史,而他本人,则无异于篡改历史。经济学宪政史自有它的特点,但既然研究历史,就应该具备一定的史学素养。这方面,作者显然还有些薄弱。由此再看作者的言论,便让人感到着实有点"无知者无畏"了。行文至此不妨作个假设,如果将这一论题交由历史学家去做,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模样。本栏所刊文章,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985工程"《西方宪政历程》(将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课题组的部分成果,它们都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并努力展现史学宪政史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