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左转：左翼理想如何影响艺术创作

戈维尔男爵记录了1789年6月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的场景——保守的贵族坐在右边,寻求革命的平民坐在左边。自那以后,＂左＂和＂右＂的空间坐标成为一种区分政治立场的概念。左派艺术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几乎同一时刻。当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同意复制其作品《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1793-1794）用以支持革命活动的政治宣传,他永远改变了图像的意义和力量。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论卢梭启蒙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幸福导向

卢梭接受了启蒙运动提出的范畴,却不赞同知识和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启蒙原则,而是提倡返回人的真实的自我来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通过研究人的自然原则来拯救病态的社会,由此实现关于美德和幸福的启蒙。为此,卢梭诉诸人的自然需求和真实内心感受,以新的视角研究人,开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认知路线;并提出自然之善作为研究的参照点,揭示现代社会的堕落,提出相应的救赎策略。     

“技术垄断”之思之道路:波兹曼和海德格尔

美国著名媒介环境学家尼尔·波兹曼提出的"技术垄断"时代的论点,得出了文化在向技术投降,并沦为技术的奴仆的结论。他通过阐释"技术垄断"提出的背景及其含义,得出了人类文化历史进程可划分成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个时期的结论。当今世界正在向技术垄断文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历史的传统符号、经典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之路与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的哲学思考就成了抵挡这股洪流的人类自我救赎之法门。只有永远地批判、警醒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永远地追问技术的本质,人类才可以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六力模型”促医药企业成功之道

—个优秀医药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必然有其方方面面的因素与条件。本文通过众多实际案例的研究，将影响医药企业发展的关键成功要素归纳为“六力模型”，希望能对无论是大型还是小型的医药企业加强自身发展有昕启迪。     

加强乡镇卫生院思想政治工作浅见

正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工作。2013年6月到2014年10月,我们党立足新的实践,着眼新的要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分两批次开展,使党员干部得教育,百姓得实惠,永葆党的先进性得到最好诠释。基层乡镇卫生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值医改进入深水区,我们必     

On Analysis of the Author of"the Progress of the Old Chinese Learning in Recent Twenty Years"——And Discussing Its Academc Significance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一枚“抗战纪念章”

正我终于获得了一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那天,"关爱老兵网"志愿者易小君同志送来纪念章时,我高兴地捧着它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激动得热泪盈眶。作为一名抗日老兵,从抗战胜利那天起,我就盼望在胸前佩戴一枚"抗战纪念章",因为它代表一种铁血军魂的至尊荣誉。遗憾的是,我     

跑得快也会输

正在北戴河联峰山游览的时候,同行的队伍里有一个小男孩儿,特别善于奔跑,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前面。跑得太快,离开队伍太远,他的妈妈在后面喊:"停下来,别跑了,方向错了,跑得越快错得越远!"生活中,事业里,大事小事莫不如是,错了方向,速度越快,错得越狠。现实之中,选对了方向,再讲速度吧,不妨磨刀吧,磨刀不误砍柴功,如果审题都审错,纵有如锦妙笔,也要错了生命的篇章。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