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学批评与汉语诗性的自觉

汉语文字作为文学创作的媒介 ,在指称对象及其意义的同时 ,还指向自身的形式美 ,表现出“以象(形 )见意 (义 )”的“诗性特征”。六朝文学批评的一个特殊贡献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深入地开发利用了汉字的这一诗性特征 ,既为汉语文学创作与批评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有助于我们立足于当下的现实 ,汲取传统文化的力量 ,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声调四谱图说》简评

汉语诗律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只重在近体诗也即格律诗的领域而忽视包括古体诗在内的汉语诗律整体研究。本文对十九世纪清末董文焕的诗律研究集大成之作《声调四谱图说》进行了探讨，总结出其四大特点和贡献，从理论上对其价值进行阐述．并指出在诗律、文学史、汉语等研究领域的意义。     

晏殊词的音乐意义

晏殊词依声和婉明丽，声律结构左宫右徵，既表现雅乐太平富贵国治安乐思想，又以燕乐旋宫表达与民同乐移风易俗思想。体现他哀其事勤的音乐礼教思想。     

声律:文与笔的界限

中国人把语言符号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自有文字,即有声音.韵语偶句,便于讽诵的《诗经》的谐声方式为后代诗歌和文学创作定下了一个基本的标准.以沈约为代表的六朝人,在充分了解中国汉字特性的基础上,创制了运用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四声理论,并使其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最终让语音成为区别多种文体的一个界限.以此为基础,后代人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不断有意识地丰富和完善四声理论,使其成为文人创作中所恪守的金科玉律.     

诗歌辨体论

一部中国诗史,被以朝断代并冠以诗词曲等不同的别名,同时又加以正变、雅俗的辨正,于是诗歌每有新变必先遭冷落,而一旦为文人所受容则又落窠臼。其中有对声律的误解和无限夸大,有对文人雅趣的过分追求,有对大众审美的极度蔑视。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理论的滞后,更可怕的是对那些难得一见的前瞻理论的漠视与误读,如曹丕的“贵远贱近”论,钟荣与皎然的“声律”论,刘勰的“通变”论,王国维的“文学代胜”论等,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发展。于是它使诗歌不断在雅俗之间摇摆,引起后人对“复雅尊体”、“当行本色”及诗必盛唐、词必两宋的不断反思,同时也催生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一部中国诗史就是在这种音乐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共同推动下,流而不断、变而不变、自下而上不断进行着的革命中写就。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语音的美学：刘勰的声律论

《文心雕龙·声律》篇论述语音美的原理及法则问题,可称之语音的美学。刘勰论述语音美学的观念及架构是传统的音律理论。刘勰认为一切声音现象具有共同的规律,基于此一观念,乐声与语音作为声音现象就有共同的原理,语音的美感与音乐的美感具有共同的原理,因而可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由于中国乐论早已确立,故刘勰基于声音普遍原理的观念,以音乐的原理论述语音的原理,以音乐美学建立语音的美学,并将语音美学作为其整体文章美学的一个层次。语音美涉及语音的构成元素及其组合方式,刘勰基于“和”与“应”的音乐美学观念提出了语音元素的组合法则。刘勰视作品为带音乐美的有声文本,传载作者表情达意的吟咏讽诵之声,知音的读者能够通过文本理解并重建作者的声音,在吟咏讽诵中赏音知心。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声文”是“文”的一个基本类别,在文章中,声音是文章的基本构成元素,也是文章美的基本特征之一。     

“流意发音”“穆耳协心”——王夫之诗歌声律论评析

王夫之揭示声律音韵之美既是诗区别于经史典籍的文体特征 ,也是诗“以声动人” ,产生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声调节奏源于内心情感的律动 ,二者必须协合和谐。由此标举“声情” ,并围绕“穆耳协心”这一准则加以论述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