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利川方言音系

利川位于川渝鄂交汇处,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民族构成,其方言值得关注。利川方言音系中共有声母19个,无卷舌音,不分尖团,[n][l]相混,[x][f]部分相混;韵母37个,部分韵头韵腹的配合较为复杂;声调4个,入声大多归阳平,但有例外。利川方言存在较普遍的儿化现象和异读俗读情形。     

从《历史三调》看柯文史观中的人本主义倾向

柯文的《历史三调》是其蕴含人本主义丰富内容的重要代表作。他对历史参与者经历和体验的重视、对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尝试,都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也体现了他对普遍人性的信念和探寻。柯文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呈现出显著的"复调"色彩,但这种人本主义倾向将他和以解构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区别开来。     

日常生活、传承客体和消费文本——对重庆石柱土家民歌“啰儿调”的文化人类学观照

传统的石柱土家＂啰儿调＂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迅速蔓延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啰儿调＂一度面临失传境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吁声中,它成为了人们的传承客体,乃至消费文本。用艺术人类学视角来对土家＂啰儿调＂的生存环境、演唱场景及其流变过程进行动态性的描述,并进行分析。     

海水西调的可行性及生态价值分析——一个同类工程项目的旁证

我国是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滦入津"、"引黄济青"等引水工程相继完成,"南水北调"还在实施中。以上这些引水工程无疑是解决缺水问题的有效方式。本文提出的"海水西调",与以往引水工程大不相同,其不同之处就是所引之水为海水。海水可说是用之不竭的资源,只要经过淡化就可以成为生活、生产用水。笔者认为,海水西调是可行的,不仅投资效益可观,而且既有利于改善海洋生态,又有利于改善沙化生态环境。     

国际劳动力流动下的汇率动态——汇率超调模型的一种扩展

劳动力流动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真实工资的变化是导致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原因,但因汇率变化产生工资差而发生劳动力跨国流动时反过来会影响汇率变动.将国际劳动力流动因素引入多恩布什经典的汇率超调模型之中,可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三个市场共同均衡的最优条件导出汇率和价格水平的动态关系.通过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可以从经典汇率超调理论中得到有启发性的政策含义:强调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应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变量,一国在政策设计中应注意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协调,同时注意汇率会导致相对的实际工资变化进而影响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电视新闻直播节目口误成因分析

电视新闻直播节目中的口误与语篇信息结构有一定的关系,而调核和复杂信息结构模式是电视新闻直播节目中口误产生的主要原因。语音聚焦型口误、词语聚焦型口误和语法聚焦型口误大多出现在调核的位王上;现场记者或主持人在“前景现场新信息＋链条式现场记者话语”（Fn＋IS1）这类复杂信息结构模式中,常常因为新旧信息组织得不合理而造成信息结构混乱;从而导致口误的产生。     

"西调"闺妇题材论

清代前期我国京畿地带与全国局部地区广泛传唱的"西调",咏唱妇女生活的题材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歌咏大家闺秀与高门贵妇苦苦相思之生活状态居多,歌咏佳人与士子密约 幽会的生活形态居少,歌咏女性慵困疏懒之日常生活景观的更少.由此推断,妇女题材的"西调"应当是一种以表现青年女性单方相思为主的恋歌,整体"西调"基本是一种以反映闺妇怀人为主、兼及青年男女其他生活题材的俗曲.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它的实质,则会发现:内中的女性故事片段只是一个象喻符号或表现手段,含有浓厚的比兴色彩与政治色彩,这类俗曲不过是一种失意文人的哀歌![关键词"西调";闺妇;题材;文人     

唐代文人的步虚词创作

道教步虚词大约产生于魏晋时期,主要用于道教斋醮仪式,神圣色彩浓厚。在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以及步虚声韵的盛行,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唐代文人创作的步虚词,在很多层面超越了道教步虚词的局限,这一道教文体开始从神圣走向凡俗,逐渐与文人日常诗词创作"合流",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     

康乾时期开封、商丘流行的昆腔——兼论豫东调与昆曲的关系

昆腔曾经是河南戏曲早期演员演唱的声腔之一,明清之际,昆曲家班在开封、商丘活动频繁,与河南地方声腔广泛交流融合,并对河南梆子(豫剧)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昆曲在20世纪50年代仍在一些豫剧老艺人中口口相传。随着梆子声腔的成熟和深入人心,唱腔体式向单一板腔体发展,部分昆曲曲牌蜕化为伴奏音乐,在唢呐、笛子、胡琴曲牌中演奏,成豫剧音乐的一部分。因此,一方面要认识到昆曲在梆子腔形成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附生"的载体,另一方面也要对豫剧起源于昆曲的说法持谨慎的态度。     

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

政党变革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直接原因,外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催化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型,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历史变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创新,在组织建设中稳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提高党内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有效整合各种合法性资源,在渐进调适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执政党建设就是在挑战中生存,在适应中演进的,这种渐进调适过程3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调适性的基本立足点,最终通过执政党的转型与重构引导和推动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