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儒家性善论的两种型态与演进逻辑——兼论其义理困境及更化路向

儒学史上存在两种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回归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历史地检讨这两种性善论的学理得失,可以有效地促成儒学义理的更新转化。作为最原始的性善论形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始于《中庸》对无所不在的"真知"问题的着重揭示与专门回应,这是一种融贯一致且以"率性"意识为中心的性善论。其短板在于:无法有效容纳传统德目与施教权威,其服膺者在"自作主宰"精神的鼓荡下,往往难以组成和谐有序之社会。"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试图以传统德目规定"善性本体",这固然容纳了社会智识传统与政教权威,但却因为推崇、仰仗既定的教义与外在的治教,而架空或放逐了内在善性即时指引的活泼功能,故实质性地落入"重教—外铄—性恶"的荀学思路。论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性善论。在"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基础上,自觉引入或充分强调"率性的处境"与"共识的更新"这两个维度:将"传统教义""施教权威"以及"他人异见"统统归入"率性的处境"范畴,并力求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在新处境下的率性体认",不断就公共事务达成"新的共识"——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机制,应是传统儒家性善论更化升级的新路向。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的结构及影响:一项质性研究

对19名留守儿童及监护人、12名教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以揭示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的结构及其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后,单、双留守儿童家庭环境的相同变化有物质生活、生活照顾、监护人学习管理、家庭气氛、父母关爱5方面变化;不同变化有:双留守儿童与祖辈缺少沟通、祖辈监管不力、祖辈放任管教,单留守儿童的母亲心情变差、命令与训斥增多、严厉惩罚增多.除物质生活变化外,其他变化均为消极变化.这些消极变化置儿童于家庭处境不利之中,使得儿童快乐感、安全感减少,孤独、心烦等负性情绪增多.     

多样化就业 改变工作环境

在塘坝乡开展服务工作一年之后,我们发现很多尘肺病患者最大的压力是家庭经济支出大,这往往使一些尘肺病患者不得不仍旧去煤矿上班。尘肺病康复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患者必须彻底脱离粉尘环境。面对如此两难处境,社会工作者跟服务对象开始一起探讨是否可以寻找新的就业渠道：     

简论萨特的自由哲学

萨特的自由哲学因张扬人的“绝对自由”而在西方理论界特色鲜明。存在先于本质是其核心;选择、行动与自由是紧密联系,舍此无彼的,而这一切都在处境之中进行的;自由还总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不仅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还要为整个人类负责,这样自由的人往往是烦恼的、孤独的、绝望的。另外,这一哲学在逻辑推理、本体论与实践论关系等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可以落实在大众传媒,也可以藏身于研究院;但毫无疑问,大学是其存在、延续以及发展的中心。大学里的人文学,其影响力往往溢出校园,扩张到整个社会;但反过来,人文学的生存处境,     

流动人口问题研究的新视角——熊光清所著《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评析

熊光清博士所著的<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出版了,这本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作为他的导师,对于该书的出版甚感高兴.     

接受者的伦理处境和小说评点形式的运用——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

古代小说接受主要表现为评点,评点形式的运用与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有关。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的形成,让一些文人乐意成为书坊主,评点成为书坊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部分士人形成小说可“补史”和“文无愧于史”的观念,进而加入到评点队伍之中,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书坊主和士人在中晚明社会的伦理处境中展开合作,让评点成为明代历史小说的一大亮点。     

西方政治存在论的语用学转向与困境——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质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因其形而上学性的谬误,已经偏离了政治实践的要旨并丧失了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切,这种形而上学积弊深重根源于它囿限于理性主体性的方法论立场。依赖于对亚里斯多德实践范畴的深刻的海德格尔式的重新思考,阿伦特建构一种新的政治语用学方法论,企图借此摆脱传统政治“理智论”的谬误,实现政治哲学在现当代的存在论转向,并形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的态势。但是,政治语用学方法论所凸现的现代形而上学性,在对抗马克思政治哲学中自身已陷入困境;并且,其形而上学的弊病最终逃脱不了来自马克思倡导的现实的历史的方法论立场的批判与祛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