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的生存处境探析

阮籍处在魏晋政治的高压之下 ,生存时时受到威胁。为了逃避 ,他躲入空堂 ,沉入醉乡 ,逃到山上 ,独自徘徊 ,向往神仙 ,但理想的生存之路始终没有找到 ,失路的背后隐藏着诗人无尽的焦虑与悲哀。阮籍的生存困境并不是形而下的口腹之饥 ,而是深埋在心底的长哀巨痛 ,是精神上的负重。同时 ,生存的困境也蕴育了他诗文的深沉与美丽。     

萨特论自由与处境的吊诡性

在讨论“人如何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问题时,传统有关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讨论都忽略了行动者与处境的关系,本文试图从萨特的思想出发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解答。萨特认为,人的行动虽受“现实性”的制约,但人仍是绝对自由的,因他能通过赋予现实性以意义而把它塑造为具体的处境,并在这一处境中作出他的选择,承担他的责任。因此,自由与处境虽存在着矛盾,但自由仍有着优先的地位。     

千古知音 异代别调——由屈、辛看中国文人处境与心态的流变

屈原和辛弃疾都是具有卓越才干的伟大诗人 ,他们生活于相似的历史背景 ,有着相同的雄才而不得施展的身世遭际 ,更有相同的坚持理想、至死不改其爱国报国之心志的气节操守。但时代氛围的不同 ,也使他们的生存环境、精神家园有很大的不同。屈原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折磨 ,追求高洁无亏人格的他在孤独、苦闷和哀痛中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辛弃疾则在深受压抑的同时 ,也品味了生活的种种快乐 ,渴望建功立业和寻求洒脱自适在他身上并行不悖     

196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处境与抉择

1960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并未朝着学院派精英们所期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直线发展。在宽松又保守的环境中,女性文学创作中具有时代精神的个性化写作仍被官方主流话语排斥。在此处境下,众多女作家向传统折回,或用牧歌的调子歌咏彼岸乌托邦,或接续"五四"传统给弱小者以人文关怀,或在现代城市生活和海外侨居生活的描写中回归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她们以迂回的路径和丰富多元的表现,在共同的心理基础上构建了丰富的文学景观。     

文化认知对话语隐喻的连贯性压力——一项基于China Daily的话语隐喻研究

K?vecses关于隐喻的“连贯性压力”研究强调话题、交际情境、物理环境、常规概念化方式对自然语篇中隐喻使用的解释作用,而作为语境与话语之间中介的话语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文章主张,基于使用的隐喻研究具有释义学性质,即对隐喻使用的解释需要结合话语生产者存在的社会文化处境。基于身体、语言与认知的社会文化属性来探讨隐喻使用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话语生产者是在语言与认知互动中形成共同体的社会成员;话语中的隐喻使用受到基于文化认知的连贯性压力而具有文化特殊性和变异性。      

“是其所不是”：萨特戏剧的肯定性命题

萨特存在主义人生价值论包含的＂是其所不是的＂肯定性命题,在萨特戏剧里主要表现为自由与自由选择问题。自由与自由选择问题告诉人们,客观的规律可以规定人的现实处境,但不能限定人对待现实处境的主观态度,自由与自由选择还必须承担伦理责任,从而为价值论的主观追求充实了社会现实意义。     

美国奇卡诺族裔身份与文化保留战的象征——贡萨雷斯的史诗《我是华金》评析

《我是华金》系美国奇卡诺族裔诗人鲁道尔夫·贡萨雷斯创作的经典史诗。诗歌叙述了各少数族裔在奇卡诺族形成中经历的血腥斗争及其在白人主流社会里的尴尬处境,以及奇卡诺人为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争取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所进行的长期不懈的抗争。诗歌的主人公“华金”是不断激励自我,寻求自我,进行不屈不挠的奇卡诺人的代表,是奇卡诺人民族身份的象征。     

“两重真理说”与人类两难处境

“两重真理说”提出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今天,科学技术有了极大发展,但人类外在的生存环境和内在的精神信仰却日益恶化,人类社会已陷入科学与信仰、科学与道德尖锐对立的两难境地。近代以来,康德、韦伯等大思想家都对科学与宗教、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作过深刻思考,而在科学之后重建道德与信仰,也正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