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生产对赫哲族民俗的影响

我国人口较少的赫哲族,自古就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居住。这种生态环境决定了渔业生产是赫哲族生产生活的主体。在长期的渔业生产中,赫哲人形成了独特的与渔业有关的风俗习惯,表现在衣食住行上,其特点尤为显著。     

客家“上灯”习俗与花灯的产业化传承保护——以广西北流市民乐镇新旺村为例

"上灯"是广西北流客家仍然存在着的一种习俗,以挂花灯、办丁酒等为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为新丁庆生。"上灯"仪式是"上灯"习俗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选灯、迎灯、上灯、暖灯、化灯五个环节。花灯作为"上灯"仪式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与文化价值,但目前对花灯的保护、传承、开发和利用却面临严峻挑战。本文以广西北流市民乐镇为调查点,根据"上灯"习俗、"上灯"仪式、"花灯"、"产业化传承"的思路,探讨"上灯"习俗的核心仪式、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并联系当今的花灯产业化受阻现状,提出以当地政府为主导、以创新为动力的产业化传承和发展途径,以期更好地保护客家"上灯"文化。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往往借助清官侠客乃至鬼神     

拓跋传统祭天时地考

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 ,经历了由部落时代的原始祭天习俗向国家阶段的西郊祭天礼演变的发展过程。由原始时代的祀无定点定时向北魏平城时代的祀有定点定时的转变 ,主要发生在北魏初期的盛乐时代。对其祭天时地变化作文献的考证 ,既可展示拓跋鲜卑社会与文化的进步轨迹 ,也有助于揭示原始习俗向国家礼制演变的一般规律     

徽州中秋习俗

徽州人的中秋节,虽然已渐渐淡出入们的脑海,但这些微州文化的记忆却更加显现了它的珍贵。徽州人的中秋节,满盛着秋的丰收,洋溢着秋的欢乐。在古徽州,中秋之日,和中华民族大多数地域一样,也都要饮酒赏月,全家团聚吃团圆饭,庆贺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然而徽州各县也还有一些自身特色的庆中秋习俗。歙县农历中秋,差不多家家要做甜酒酿,     

西方女神神话烛照下的西部农业生产习俗解析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迵异,因而关于生产对象、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农业生产习俗也是千差万别的,然而对女性既尊崇又贬损的悖论做法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历来的研究结论大多莫衷一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女神神话思潮的兴起,为解析西部生产习俗中这种尊女与贬女做法提供了可能,对一个父权制社会而言,女性并非只是生产劳动中的人力资源,她们还拥有性别身份所赋予的象征资源,而后者既为父权社会所倚重与尊崇,也被其排斥与贬损。     

1894-1914年俄国酒销售垄断政策目的与结果为何相悖(上)

从古至今酗酒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国家垄断酒销售既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也是治理民众酗酒问题的手段。1894—1914年俄国实施了酒销售垄断政策,初衷是增加国家岁入,同时引导民众文明饮酒和减少酗酒,然而,减少民众酒消费和增加国库收入存在根本矛盾,二者很难兼顾,因此面临取舍的难题。而在俄国政府看来,国库利益永远高于戒酒利益,当国家财政紧张时就更是如此。这是酗酒问题难以根除的客观原因,民众的饮酒方式和习俗则是主观原因,俄国各阶层民众都有饮酒习惯。围绕对酒垄断的原则与目的、酒销售垄断的财政结果、影响烈性酒消费收入增加的若干因素、酒销售垄断与酒消费、民众饮酒方式和习俗的探讨,可以理解酒垄断时期俄国政府的两难处境与未能缓解民众酗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