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的高职大学生心理压力应对

<正>进入21世纪以来,以Seligman等学者的《积极心理学导论》为标志,积极心理学研究逐渐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积极心理学研究积极取向,关注人类积极的心理品质,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     

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新面世已经108年.近百年来,随着藏经洞古代文献、文物的流散而兴起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已成为得到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的"显学".但是,敦煌学是否是一门真正经得起严格科学界定的独立学科,国内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对此,我曾经在<对敦煌学百年回顾中若干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     

幸福是倘来之物，竟功则是必尽之责——陈伯海的古代文论研究综论

陈伯海先生祖籍长沙，但生长于上海，言谈举止看似吴化。他自幼喜读闲杂之书，较早涉猎哲学典籍。进人大学后，广泛阅读中西文论，偏好思辨的苗头显露，独立思考的个性形成。1957年3月，华东师大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钱谷融先生因《论“文学是人学”》惨遭“围剿”，陈先生适逢其会，聆听钱师之论，大为服膺，即不顾严峻情势，     

杨开道与清河“实验室”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政治界所关注的依然是那个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使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现代化道路。围绕着这个问题，从理论上的探讨到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呈现的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着重讨论农村问题，特别是在抗战以前，由“深入民间”逐步汇聚成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社会学研究与应用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是一片广阔而尚未开垦过的田地。要研究中国平民的生活，一定要研究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的生活；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农村问题。于是，正像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将都市作为社会学的实验室一样，乡村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应用的实验室。以杨开道为首的近代中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少一点“我认为”，多一点“我发现”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会用“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或者“我的理论是……”等形式表述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本身，而用“我发现……”、“我根据……”或者“我依据的证据事实是……”等形式报告其研究成果是怎么做出来的。按常理，面对事实并不一定都能正确挖掘或抽象出其中的理论，而理论却一定来自于特定的事实基础。     

年纪越大 心脏越轻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人们的个头会越来越小,眼神也越来越差,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人心脏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缩小,它向身体各部位供血的能力也会降低。     

外语戏剧节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影响——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5年戏剧节为例

在加德纳的多元化智能理论指导下,从学生个性发展、教材层面、教师授课角度、学生语言接受能力等方面对外语戏剧节对学生的影响进行观察性描述,通过抽样调查,可以得出结论:外语戏剧节对英语专业学生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提高学习自信心、增强学习动机上;戏剧节对英语专业学生的直接影响,更多表现在对班级文化和身份的积极建塑上.     

《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和中国因素

汉文<那先比丘经>是记录希腊裔的弥兰陀国王与那先比丘之间关于佛教教义问答的重要典籍.在<那先比丘经>中明显地存在着柏拉图式的追问和辨析理式这两种希腊因素,也存在着更多的中国因素.经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孝顺这一典型的中国伦理观,并且讲述了逝者如斯、上知下愚、学而知之、大羹不和、临渴掘井等出于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和<礼记>的思想观念,安时处顺、知足者富等出于道家经典<庄子>和<老子>的思想观念,以及所临唯信这一出于<左传>的思想观念.那先这一名字,含义本来是清楚的,却出现了不少猜测,它们既表也在后人的引述中,也见于经文中.汉译经文的行文特征也与印度和西域僧人的译文有差别.据此,可以认为汉文<那先比丘经>的译者为一位中土士人.     

居安思危才能临危不乱——专家会诊“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

自"5·12"四川汶川震难以来,举世震惊,举国同悲.巨大的灾难与痛苦面前,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与向心力再一次进发,民族精神与爱国激情空前高涨.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抗震救灾过程中,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及时进行灾难反思,发现问题,研讨问题,提出对策,为抗震救灾工作承担起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