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汉语中的“T1+（的）+T2”结构

现代汉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的复合时间结构——T1+（的）+T2,T1、T2均是具有指示性的时点。在言语交际过程中, 人们常使用“T1+（的）+T2”这类复合时间结构的语言表达式,将原来具有一定距离的“事件”（包括已然事件和未然事件）拉回 到现时,从而产生加强现场感的语用效果,且站在说话人角度,具有积极的交际效果。     

治理如何运转起来：治理动力的价值意涵与类型特征

强劲的治理动力是驱动新时代中国之治蓬勃发展和有效运转的根本动因和重要保证。治理动力是治理活动过程中各种治理力量的推动、驱动、拉动治理运行、运作、运转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力量表征。治理力量是治理动力的基础和本质,具体表征为治理动力源、动力能和动力量。治理动力是由基础性动力、根本性动力、提升性动力和保障性动力协调、协作生成的复合协同动力体系,在驱动治理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政社协动性、公共联动性、动态加和性特征。     

汉字与复合词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来讨论汉字及其复合构词。论文首先讨论了意象如何是主观想象活动对认知信息进行加工的产物,意象图式是语义概念范畴里重要的成分。论文然后分析汉字由形义符和声义符构造的隐喻意象图式特性,以及范畴意象图式所揭示在单字词原型意义(本源义)。论文最后讨论汉语复合词的特点以及与范畴复合的映射,在此基础上讨论汉语复合词的词核构造里的广义形态,以及广义形态里的语义句法关系。     

安阳方言中的语缀“的“

“的”是安阳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语缀。本文在丰富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用方普（方言和普通话）比较的方法对名词、代词后的语缀“的”的状况做了深入细致的描写,认为“的”是安阳方言中重要的成词成分。而疑问代词“啥”和”啥的”的语法异同又为吕叔湘先生关于“什么”的语法论述提供了方言佐证。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复合变量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网络扩展与互动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网络一直以来都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并持续受到诸多约束性与建构性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有三个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分别是自然之力所建立的城镇网络的底层格局、全球分工背景下的产业之力所驱动的城镇群格局、以创新和服务为依托的都市之力所驱动的城市网络格局重塑。其中,自然之力作为结构性慢变量,自身及其所塑造的基础空间形态最难被改变;产业之力作为流动性快变量所促发的层级关系格局呈现快速调整的态势;都市之力作为组织性因变量则同时对前两个变量的因应而不断形成新的城镇网络组织关系。在这个因应过程中,新的地方空间不断创生,并形成新的空间竞合关系网络。     

复合协同理论视域下语体变异的产生与演化逻辑

文章在宏观尺度上考察语体变异的产生与演化,从复合协同理论视角考察语体变异可以发现,语体是开放的、非线性非平衡的、自组织的复杂性系统,语体子系统的不平衡性与竞争是语体变异的重要驱动力,语体在协同与自组织过程中生成新的语体结构,从而促使语体变异的产生。主导性文本在语体变异的产生和演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支配着其他子语体及其正在形成的语体属性,而或然性让语体变异的产生和演化方向具有了概率性。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

本文统计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在上古典籍<尚书>、<左传>、<庄子>中的使用情况,并进而探讨"吾"与"我"的区别.分析典籍中"吾"与"我"的消长,认为其在语法功能、语用色彩上略有分工."吾"的使用频率日渐超过"我".     

两周金文的第二人称代词及一些相关问题

两周金文共有的第二人称代词有"女"、"乃"、"尔",它们的语法功能一直比较稳定。"余、朕、女、乃"和"我、尔"在殷商以前可能属于不同方言,后者之进入前者所在方言,可能就是为了补前者不表复数之不足。第二人称代词在殷商西周时可通用于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到东周春秋时期逐渐有了限制。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称谓系统也发展得愈益丰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