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两难——以小说《长河》、《正红旗下》为例

20世纪初以来逐步趋于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基于自身"民族性"构建的实践与作为整体社会历史潮流的追求"现代性"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两难状态。《长河》、《正红旗下》从不同的时代与民族关系背景出发,试图对作者自身民族的民族性进行想象性展望与重构。这种展望与重构的失败,与20世纪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追求及其陷入的吊诡和误区紧密相关,并凸显出二者在共存中陷入的悖论。     

现代性的社会学诠释及理论反思：从韦伯到福柯

现代性虽有厚重的哲学意味，但同时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学内涵，充分反映了不同阶段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体现出社会学特有的理论与实践色彩。现代性与社会学关系密切，本文立足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三重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分类诠释，包含了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等学术概念和实践内涵。在理论反思层面，从韦伯、吉登斯、福柯等社会理论家的思想脉络切入，梳理并呈现了社会学视角下现代性的理性变迁历程，并探讨了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和悖论。     

浅析中体西用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从问世以来就一直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思想赋予全新的解释，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更好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集体作为复杂系统的运动与进化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常被视为一个系统,但是人们对这一系统的复杂性及其运动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仍然存在着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分歧:前者从个体性的构成要素出发来解释其互动关系与集体行动,后者则从整体性的内在关系来解释集体与个体的行动,归根结底,分歧在于对集体的实在性的立场不同,导致了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不同。因此,理清集体系统的复杂构成及其运动进化,并实现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集体行动解释中的互补,显然是必要的。     

西方文化理论的三种类型

随着全球范围内理论旅行的加速和中国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理论也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论域。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来自西方,我们当然需要根据中国经验和需要来选择、批判和使用西方理论,使之更有效地回应更为本土性和区域性的问题和挑战。这一切的前提是对西方文化理论完整而明晰的认知。西方文化理论包括三种类型:(1)作为当代左翼事业的"理论";(2)作为现代性反思的文化思想;(3)从古到今有意义的文化论说。简单地对这些理论作分析性说明,是我国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工作。     

前卫的理论姿态和特殊的学术价值——王洪岳新著《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质研究》评析

正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潮演变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和小觑的现象,即启蒙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遭遇与碰撞。启蒙和现代性有着近乎天然的同质性,启蒙是强调一种经由自己的理性或对真理的追求,来达到自由境界的观点。启蒙者在建立自由、民主、科学、公正的文明价值格局及注重理性的精神中,就几乎包含了早期现代化的全部因素。因此,启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与现代化同构的现代性,启蒙和现代性遇合、扭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与启蒙或现代性的纠结中产生和发展的,正是在启蒙现代性的启发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逐渐获得了具     

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基于晚清政论、“新时期”初期文论的比较研究

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审美现代性之对话：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

萨特认为作家是一个独立个体，其职责是揭露现实真相，其目的是赢得“身后名”，而读者需要全身心阅读作品，并能够再创造。要想达成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作品需要一个“召唤结构”来吸引读者阅读，需要包含真、善等普遍性话题，需要是作家和读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场所。作品所达成的对话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激发思想自由和现实自由，以及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     

良知与责任:赫勒关于现代性问题的道德哲学探索

通过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与道德困境,赫勒十分敏锐而细腻地揭示了现代性问题与现代世界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从唤醒个体良知和道德责任入手构建了一种为现代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道德哲学。她呼吁现代人追随好人的脚步做一个好人,并指出好人和最好的道德世界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道德自律中,即选择自己成为好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好人。尽管赫勒探讨了现代道德和时代精神重建的可能性,指出了现代人的命运和责任,但她试图通过反省和规约自己达到自由的自律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也或多或少浸透着一种政治悲观主义的伤感。但是无论如何,赫勒对现代性和现代世界道德状况的反思都是当今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