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论"祛魅"和"复魅"的庄子生态审美观

庄子的美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先秦时期。诸子们开始挣脱原始的巫术或宗教观的束缚和制约,在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放射出人文理性觉醒的光辉,这说明庄子的生态审美观正处于我国早期的“祛魅”时代,但是这种时代的觉醒却并非现代科学理性的觉醒,他们的觉醒仍然是有限度的。更何况庄子一再坚持回归原生态社会和逍遥游,决定了其思想中仍含有强烈的“复魅”因素。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巴赫金“对话”理论初探

巴赫金的思想涉及哲学、神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诗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但对话理论是其思想一线贯之的脉络。巴赫金的元语言学理论、复调理论以及狂欢化诗学等都蕴含了对话性特质,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文精神。     

基于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关联分析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具有悠久历史和地域特征.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从新疆民汉语言影响结果入手,着重分析不同影响之间的关联.不同影响之间的理想关联形式应是词汇借贷→音位增加、新的组合方式产生→构词规则借用→语法规则借用→语言类型改变→语言混合→语言兼用→语言转用→语言融合.这一关联的确定,既有助于把握语言发展的趋势,进行合理规划,又有助于展示民族关系的和谐,促进社会进步.     

梁启超与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管窥

民权思想是政治法律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近现代宪政体制的理论基石之一。梁启超主要是从民权与君权关系的角度来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的必要性,其立意在于伸张民权而限制君权,进而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则直接与自由平等观念相连,强调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的民主思想更加相通。     

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生成与终极理想的设定

中国古代"和"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不已的特定时空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元素相综合的多元土壤中生成、发展的产物,还与起于夏、商成于西周的"天、王、民"学说有紧密联系。同时,中国古代"和"文化,立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从对"天"的不同认识的角度分别设定了它的终极理想。     

创业环境逐步优化创业热情持续高涨——解析《2010年上海市民创业状况调查报告》

为整体把握上海市居民的创业趋势、特点以及创业环境的总体情况,2011年度上海市居民创业状况调查已经正式启动,这项调查由上海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将对1万名市民进行15分钟左右的电话调查。     

析《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

《大学衍义补》对中国的正统法律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带有启蒙主义因素的法律主张,论述了法律的起源发展过程、惩戒目的及教育目的与预防作用,主张崇礼重法,明刑弼教,提出了“为民之利,因事立法、宜时处中”,主张慎刑恤狱、原情定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