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老子“隐匿哲学”的当代价值

西方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当今时代“光”的泛滥与本真世界“魅”的丧失。我们应该反思“光的暴力”与“视觉文化”的弊端,针对西方现象学而提出“反现象学”,针对“图像霸权”而提出“隐匿学”,突出“隐匿”“遮蔽”的正面价值。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哲学,我们致力于建构一种“隐匿哲学”。其核心价值观就是保护或拯救“非视觉性”或“不可见性”的意义。以“隐匿”为基础,让世界“复魅”,利万物藏身。由此,重构“隐匿哲学”就具有重要的解释学意义、美学意义与世界性意义。“隐匿哲学”也是为了增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保持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而建立“异西方话语体系”的大胆尝试。     

从接受美学看广告复译

广告文本像文学文本一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召唤结构,其意义的阐释有赖于读者的参与。但读者的前理解、审美观、期待视野等存在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他们所阐释的意义有所不同,广告复译因此成为必然。依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广告复译有四大策略:纠错性复译、改进性复译、构建性复译和指向性复译。正确运用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广告复译质量,有效实现广告的预期功能。     

巴赫金“对话”理论初探

巴赫金的思想涉及哲学、神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诗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但对话理论是其思想一线贯之的脉络。巴赫金的元语言学理论、复调理论以及狂欢化诗学等都蕴含了对话性特质,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文精神。     

微波电介质材料复介电常数的扫频测量

提出了测试电介质材料复介电常数的新方法,获得了利用两个散射参数同时求解材料复介电常数的表达式,解决了自由空间法测量电介质材料的相位模糊性问题,建立了测试系统,讨论了该系统的校准方法。通过在X波段对电介质材料复介电常数的测量,证明该测试方法的正确性。     

论弥尔顿“诱惑观”的悖论性

在弥尔顿看来,“诱惑”可能引致堕落,却又是锤炼基督式英雄必要的历练.弥尔顿首先在其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里明确地诠释了这一悖论性的“诱惑观”,又在诗歌三部曲中予以艺术的呈现.《失乐园》里撒旦的诱惑开始了人类的苦难历史,但亚当夏娃“幸运的堕落”又开启了人类对“内在精神”的英雄追寻旅程.《复乐园》里的耶稣再现了亚当受诱惑的过程,却通过坚决抵御撒旦的诱惑而复得亚当失去的乐园,为人类提供抵御诱惑的原型.《斗士参孙》里大利拉的诱惑是参孙堕落的直接原因,却最终成为是参孙再生的催生剂和原动力.从堕落中再生的参孙最深刻地诠释了弥尔顿“诱惑观”的悖论性.     

论诗歌复译的必要性——浅析《诗经》三种英译本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为我们呈现了古代中国的早期文明与文化,尽管几千年来中外学者都对《诗经》研究做出过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诗经》的理解和阐释仍存在许多疑问和纷争。本文试图运用历史阐释学理论,探讨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三个《诗经》英译本对《诗经》文化的阐释。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1977～2009年人口学CSSCI期刊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论文是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产生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作者数量和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遵循科学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7种人口学CSSCI期刊自创刊起至2009年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主要发现:(1)7种期刊不同论文数量的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概率分布都遵循Lotka定律,新老作者结构合理;(2)7种期刊新增量都显著低于理论最佳值,说明学术研究队伍非常稳定,但是活力不足,容易出现作者老化现象。     

论政府决策与民俗冲突——以周口复坟事件为例

周口复坟事件反映出政府决策与民俗之间的冲突。在这次事件中,当地政府以经济发展为着眼点,出台政策。而民众由于风俗习惯,心结未解。决策遇上民俗,两者发生冲突,只有妥善处理,通过协商,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相处折腾,将责任相互推诿。如此才能保证政府与民众双赢。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