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     

威廉·赫士列特诗学理论建构

威廉·赫士列特从诗歌的发生学角度出发,将诗歌界定为人受到自然印象的感发,产生想象与激情,并在其作用下经由声音韵律表达情感。诗歌对自然真实具有反照作用,通过对其的改造,使之达到人内心的希冀,由此赫士列特指出诗歌并不是纯粹的理性活动,而是想象与激情的产物。他还强调音韵对诗歌表现情感具有强化作用,不仅使诗歌体裁与其他文体相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使诗歌体裁真正意义上达到感情、思想、音韵上的和谐统一。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近三十年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述评

自1979年至今，中外学界关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走过了30多年。这段研究史大致可以“四个阶段”和“两大主潮”加以概括:“四个阶段”即研究的初始期(1979—1986)、发展期(1987—1999)、论争期(2000—2007)和沉潜期(2008至今)；“两大主潮”指的则是“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两大宏观研究的趋势。对这一研究史的考察有助于整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可藉此发现当前“钱学”方法论研究的三大困境，即比重失调、概念危机和问题意识的欠缺。寻求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成为实现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新进展的当务之急。     

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述评

赵执信是清初山左诗人群体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其诗文、诗学理论、诗余乃至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具体有赵执信概论性研究、赵执信诗文及诗歌理论研究、赵执信与王渔洋关系及其交游行迹研究等方面。     

去"独白"的绝断与暧昧——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观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论虽然极力抨击独白主义,但他对"复调小说"的理想化、有机化却最终使其话语不能逃脱独白主义的窠臼.同时,对巴赫金的某些理论观点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对其理论价值的全盘否定,毋宁说,任何"理论大师"的每一个理论主张都需要得到更加审慎的、扎实的辨析与探询,否则我们永远只能处在疲于奔命、不知所谓的"理论跟风"中.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互文性、诗学规范与近体诗的创作

进行近体诗写作,须臾不可忽视互文性与诗学规范。从互文性的视角看,任何写作都是再写作,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拼成的马赛克。现代互文研究更是将一切语境都视为互文本,从而为读者对诗词进行多向度解读提供了可能。近体诗写作需遵从诗学规范,包括宏观规范与微观规范。一方面要与传统和当下的诗学要素如流派、题材、体裁、样式、格式等合拍,另一方面要符合近体诗对行数、字数、押韵、对仗、平仄、粘对以及起承转合等方面的要求。     

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

布罗代尔认为,理想的历史应该是多声部的。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的出现使基于文献书写的历史的单声部特征显露无遗。口述史不再是现代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发出的声音。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都同样是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理应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这种复调历史并非杜赞奇基于话语分析方法,以解构民族国家单线叙事为目的的复线历史。口述史与历史二者之间互补互益的差异使反思性知识与批判性知识可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检讨并对历史事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借鉴历史研究方法及滥觞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方法是解决口述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