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话语的经济学路径--对《斯密到马克思》的评论与商榷

唐正东在他的著作《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中,不仅厘清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与古典经济哲学之间的异质性,而且通过严谨的文本研究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孙伯钅癸和张一兵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复调逻辑做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和阐释,由此解决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别。但这本著作也还有需要深化和斟酌之处,本文主要针对他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中的一个问题,即对象化劳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与唐教授展开了讨论。     

“道”的“无名”与“无言”

道的“无名”和“无言”启导了中国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的虚实、形神、情景理论,有着重要的诗学意义。本文是第一次试图用“无名”、“无言”来分别阐释老子、庄子哲学所包含的诗学意义。     

“味”审美范畴在高丽诗学前期之考察

"味"最早出现在李仁老的诗文中。在李仁老诗文中的"味"基本上不属于审美范畴,它表现出由非审美属性向审美属性过渡的特点。"味"作为审美范畴主要确立在李奎报的诗学中,它主要表现为诗歌的风格特征和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齐己《风骚旨格》的诗学理论架构初探

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风骚旨格》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他对诗的形式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是关注诗歌的文学性问题。齐己架构了一个关涉诗歌类型学、风格学、结构动力学、主题学、诗歌修辞学等诸多方面的诗学理论框架体系。其理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禅宗的影响。“诗有十势”,是齐己的诗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于理论创新的部分,分析、归纳与探索了诗歌结构所构成的诗歌意脉,及其构成意脉的诗歌结构所展现的内在张力。     

明代诗坛宗宋说

本文试图系统勾勒明代宗宋思潮的演进脉络,完整地揭示其内在特质,以展现明代诗学的多元格局。明代诗坛宗宋话语自始至终在与宗唐思潮的对立中表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或以宋诗为文本范式,倡导从技法到风格乃至内容予以师摹;或视宋诗为精神典则,将它作为反复古拟古的典范,以之对抗对形式技巧的追求。宗尚对象集中在以苏黄诗风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和以邵雍朱熹为核心的理学诗,于前者多着眼在诗人主体性的积极张扬与自我性灵的充分流露,致赏自立精神下的新变和真趣;对后者多注目于“天道”性情的自然抒发和现实伦理的社会关怀,歆羡自觉意识里的质实与理趣。     

论司马迁的诗学观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问世后,诗学就成为文艺理论、美学的代名词,即以科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文艺、美学问题。梳理《史记》中司马迁有关诗、赋的片言只语的论述,参照《史记》的实际创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司马迁的主要诗学观点:其一,本质论:"诗以达意";其二,创作论:"发愤"说;其三,价值论与鉴赏论:宗经。     

《说诗晬语》和沈德潜的诗学理想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晬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晬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晬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詹姆逊“境遇风格诗学”中的“现象学”因素——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对象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经历发生期、形成期、拓展期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批评形态分别是：境遇风格诗学、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而发生期的“境遇风格诗学”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盲点”。从学术思想的生成看,现象学在詹姆逊批评理论萌芽发生、方法初建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作用。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起点,现象学搭建了在范畴、方法、体系上从新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径,在现象学与新批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话语的冲突、对话、融合中塑造“境遇风格诗学”体系。此后,境遇风格诗学演化成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现象学也从早期话语资源的借鉴应用,转为思想、方法上的理论启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对话。然而,理论话语的兼收并蓄与多元杂糅,也引发了“折中主义”危险。     

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以声论诗"是明代诗学中的显著现象,"以声为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明人一方面沿用宋人"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诗乐分流、"雅俗杂出"、礼乐制度失效的现实,希冀以"诗教"接续"乐教",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与"以声为用"主要强调声乐之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相比,"以声为教"更加突出声情感化之用。明代诗学"声教"的主要内涵是"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从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明人建立了"(作者)情正/和→(文本)声正/和→(读者)情正/和"的声教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明人论诗提倡"雅正平和"之声。由于强调"情正则声正",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同时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