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夷夏论»对佛道论衡论域的重构及其经学理据

现有研究认为《夷夏论》以民族主义为立场与方法反对佛教，理论价值有限。事实上，《夷夏论》以教化与风俗关系为核心议题，强调普遍真理(道)与真理表达(教化)有别，语境(风俗)对真理表达而非真理具有决定作用。这一运思方式与经学在“空间-风俗-性情”的一体结构中思考教化问题的理论构型完全一致。这一构型从宇宙论层面肯定语境存在的必然与意义，并阐明这样一种真理观念：真理的普遍性体现在能够以非普遍主义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诠。《夷夏论》以教化重构佛道论衡的论域，使论争主题由不可通约的多元真理之争，转入真理诠释有效方案及其标准的辩难，为文明间的理解与交流提供了可能。     

“夏后—幽朔”史观与赫连夏的政权建构

勃勃的历史叙事自龙昇（407—413）、凤翔（413—418）年间以来具有一贯性，并非是真兴年间（419—425）国史编撰的结果。勃勃将“大禹之后”的历史认同与“北迁幽朔”的地域认同联结在一起，塑造出与殷周秦汉魏晋并存的“夏后—幽朔”历史脉络，并将二者时间上的并存具象为幽朔与雍豫的空间对立。勃勃借《史记》所述戎夷荒服之“泾北”与岭北在空间上的一致性，以“夏后—幽朔”的历史叙事凝聚人心。又将统万城与岭北与“北迁幽朔”的历史叙事相关联，通过都城建设，赋予其政权超越周汉魏晋的正统性。进占关中后，赫连夏形成了“北京”与“南台”的并立之局，而勃勃仍秉持幽朔与雍豫相对立的史观。二元政治地理格局不仅演化出真兴六年的太子赫连璝之乱，而且削弱了应对北魏等外部势力挑战的能力，与赫连夏的覆亡不无关系。     

肇端发始见人文

时之有端始,乃自人文意义以言之。时之端始一立,时间本身,以及一切具有时间性因素的事物,都自此开辟出来。孔子"行夏之时"之教,以其最为具体落实和政治化的形式,体现此肇端发始之意义。如"行夏之时"之为教,乃是一种"修道之谓教";而凡儒家"修道之谓教"者,皆自"无非教也"之中转化出来。所以儒家之人文教,不是离自然、黜自然的,而是一自然的。自"无非教也"向"修道之谓教"转化,其法则是仰观俯察。此修道立教之法,对于克服人文教之弊,亦具有根本性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