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认知、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

采用2014年农民工发展调查数据,运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政策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并非完全降低交易费用。不了解户籍制度的影响降低了求职交易费用,但了解《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高了签订合同所用时间和次数。心情不好向公职人员倾诉或休闲时与公职人员在一起降低签合同所用时间和次数,但向公职人员求助会提高找工作时间和花费资金。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实质救助指标探讨

引入救助力度系数与生活救助系数构成实质救助指标,可以更好地评价各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实际效果.通过对34个城市近年来名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实质救助状况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名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比,实质救助指标对救助情况评价更加合理,有助于政府的政策选择.     

从强制收容到无偿救助——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分析

政策科学是一门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的学科,它随着人们对社会实际的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们发现传统的政策过程阶段论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事件的发生以及从强制收容到无偿救助的转变过程。文章试图运用多源流理论来解释这一过程,从而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视角但同样合理的解释。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范式的重构

范式理论对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科建构首先应明确学科性质、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等若干问题,其次还要科学地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学科逻辑取向与问题取向、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等系列关系。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及所存在不足来看,当前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构可能的范式选择应重点考虑政策分析和院校研究范式。     

加快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性思考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保障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公民都有机会享有大体均等的能够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推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此,必须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优化财政收支结构;鼓励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构建公共服务多元参与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实现公共服务的供需平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

"单独二孩"政策有利有弊,其直接意义在于缓解"一个孩子"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该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可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适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群众有更多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家庭结构得到平衡发展;缓解出生人口漏报;缓解出生性别比过度偏高;缓解人口素质逆淘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然而,由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硬着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近几年会出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就带来了生育的不公平或机会的不平等。建议: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年轻妇女晚生育第二个孩子;设立高危妊娠咨询和指导中心;政府为无机会和能力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问题探析及政策建议

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总量不足,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明确政府的投资责任,加强政府教育支出的法律制度建设,增加政府的财政性教育支出总量,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建立并完善政府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拓宽教育经费来源,建立新型的多元化筹资机制等,以改善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现状。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高校扩招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我国高校扩招政策有很强的解释力。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政府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与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预期收益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而且付出了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有失公平、教育“返贫”等巨大成本。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收益是小于成本的。相对于公共部门的个人消费者来说,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风险增大,作为经济人的个人在选择教育消费的时候,应该有成本与收益核算的意识,理性地选择消费。就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教育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应该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真正实现本质上的大众化。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民国初期 ,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 ,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 ,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又通过谈判等手段 ,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随着内外局势的缓和、稳定 ,他又开始推行放垦、改省 (设特别区 )等政策 ,其歧视和压迫国内弱小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的本来面目也逐渐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