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童庆炳：《〈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新探》指出“隐”与“秀”是刘勰提出的创作美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唐代以后才开始成熟的“意境”说的先声和理论准备。关于“隐”的含义,要用皎然《诗式》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以及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来理解。     

20世纪20年代末京津地区外报的衰落评析

本文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京津地区外文报纸从北洋军阀统治晚期到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初期被层层挤压、无法立足的衰落过程,并对后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打击外报的缘由、手段,以及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外报的衰落标志着中国民族报业逐步摆脱外国势力,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书论到词论: 张德瀛内抱、外抱二法与咏物词创作

清代以降,尤其晚清词论,词学批评中开始频频出现书学术语,呈现出书学与词学交融互渗的格局。张德瀛《词征》中提出的内抱、外抱二法,即受书学影响之一例。因这一术语的词学内涵迄无释义,本文试图梳理该概念从书学到词学的脉络,探究其词学内涵,以此从侧面窥测广东词人张德瀛关于清代咏物词创作的态度,兼析张氏《耕烟词》中咏物词创作实践与理念的矛盾性。     

民俗研究的哲学根基——来自哲学家巴赫金的启示

在我国的民俗学研究中,有关外来文艺理论和人文思潮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超语言学理论以及类型理论对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更新与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某种理论性的说明,也可以为国际民俗学未来的实践导向提供某种伦理性的学术基础。在其烛照之下,民俗学领域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有了理论的借鉴参照的价值意义,这对于我国的民俗研究,以及当代整个的民俗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开拓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也具有启示意义。     

引入公益诉讼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生效,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问题,公约最大的贡献就是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机制,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滞后以及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尚未探索出一套有效追回流失于境外腐败犯罪资产的制度;由于公益诉讼的自身优越性,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充实和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中国—东盟“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建构与前瞻——基于法治“一带一路”视野

法治治理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公共产品,二者具有天然的共生性。东盟国家历来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全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国—东盟健康发展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为区域和全球稳定提供了支持。丝路精神特别是海丝文化所指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方法,也是中国—东盟硬法与软法法律效力的深层次来源。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外在表现为“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内在表现为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丝路精神的、由硬法与软法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结构,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政策、标准等;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法治“一带一路”、“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是对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则体系在不同维度上的刻画。从实践性角度,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可区别为框架性规范与领域类规范,其中,领域类规范以经济类规范为主...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述要

当前和未来,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海外利益将成为一个新现实,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也将成为一个新常态.从2004年至今,中国学界对海外利益问题的关注已有十年.学者们就中国海外利益的产生背景、概念界定、具体分布、风险挑战以及维护思路等,达成了诸多共识.以此为基础,未来的海外利益研究要进一步思考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和定位,明确国家在海外利益维护中的角色,探寻当前各主体的海外利益维护能力和潜力.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