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学术笔谈

“海派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其所蕴涵的时髦(或曰“现代”)、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十分突出。目前,上海正致力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致力于发展出“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文化底蕴是不行的。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正在于对“海派文化”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研究,以彰显“海派文化”的特有魅力,服务于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     

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在我国契约型开放式基金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聘选机制安排无效,激励约束机制异化,托管人与管理者的共谋,导致代理人“激励相容”与开放式基金治理的暂时制衡。为保证开放式基金健康发展,可采用改变委托人缺位现状、强化监督机制、培育基金管理人竞争市场、重构委托代理关系等解决方案。     

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不同国家法律及其实施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权益以及公司治理体制.作者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及其发展的诸多问题,从我国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及其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现状来看,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上都还未能形成高效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体系,这一缺陷直接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对此,作者提出成立维护投资者权益专业机构,将其作为诉讼主体来加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浅析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

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其核心因素是供需双方的知识结构偏离，人力资源政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措施。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海洋环境管理：从管理到治理的变革

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海洋环境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分支领域,也经历着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变革。建立适合我国实践需求的政府、企业、公众间的网络治理模式是适应海洋环境管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海洋环境管理主体间矛盾,有效治理海洋环境,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家族的契约性质与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企业是一种“嵌入”于家庭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机制之上的特殊企业契约。从家族的契约性质出发，分析中小型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产生的代理问题，中小型家族企业因其自身特点宜采用包括关系治理、伦理治理与亲情治理在内的多重契约治理模式。     

资本结构、市场约束与公司治理

建立在资本市场基础上的公司资本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问题。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了公司的外部市场约束结构进而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规范,国有银行对公司的债权约束无效,股东特别是国有股股东对公司的股权约束无效;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的股权偏好是公司行为市场约束失效的集中体现;银行业的民营化与国有股的减持与流通是提高公司外部市场约束的基本前提。     

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应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考虑到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功能。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约束力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民族地区只有在维护自身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协调功能。因此,民族地区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适应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多参数影响的演化博弈视角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引导社会相关主体参与治理过程,若政府部门对协会与公众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条件认识不清,易导致片面追求二者的高参与度水平,难以实现多元共治模式的最大效用。本文考虑协会参与度、权力空间以及公众参与度、举报公正程度四个影响参数,运用博弈理论分析政府部门与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在治理过程中的行为策略演化过程,通过分析参数变动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探究有效发挥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条件。研究表明提高协会权利空间及公众举报公正程度有助于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发挥;公众举报存在失真情况时,政府自身监管能力的大小决定公众参与对治理效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