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环境 ,设置了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并建立公司治理指数评价模型。在对模型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检验的基础上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质量的关键因素 ,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良好的公司治理将使公司在未来具有较高的财务安全性、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 ,投资者愿意为治理状况好的公司支付溢价;控股股东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董事会治理状况尚有待改善 ,董事会参与战略决策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事会治理水平对公司治理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我国经理层治理的总体水平较低 ,激励约束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公司治理水平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了影响。     

企业党办主任要发挥好三个作用

一、辅佐党委政务,发挥好"参谋长"作用 党办主任参与党委政务最多、最直接、面也最广,起的是"参谋长"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要注意把每一项工作都放到党委工作的大局中去考虑,注意超前思考,超前谋划,在上解领导意图,下知基层民意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议和意见,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一是要在党委重大问题决策中发挥好"参谋长"作用.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我就法人治理结构中党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进行了学习研究,对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途径和方法问题提出了建议,被公司党委全会通过.在深入调查了解基层党建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对策,被党委领导采纳并予以实施,促进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上市公司组合治理机制实证研究

一般地,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可将其划分为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机制、基于市场的市场治理机制和基于社会环境的社会治理机制。公司绩效是这些治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首先选择设计了15个公司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实证分析指标和1个公司绩效指标:接着以公司绩效为导向,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截止到2003年3月26日已发布2002年度报的305家沪市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组合与公司绩效的对应关系,这为优化和设置公司治理机制组合、提高公司绩效提供借鉴。     

公司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的选择

公司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显示,至今还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哪个模式是最佳的,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采取什么模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是完整的和一成不变的.只有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现实.     

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溢价和公司治理研究

由于公司治理研究逻辑起点的改变,小股东和控制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通过分析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害程度的传统计算方法,提出了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侵害度的计算模型.     

国有股和法人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用事业型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的股份集中于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的一个普遍特征,研究这些大股东如何凭借其持股地位影响公司业绩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选取了在上交所上市的公用事业型公司1998年至2002年的平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国有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     

灵活信任、企业家能力资本化与治理--对家族化合伙创业企业的分析

本文对家族化合伙创业企业治理结构进行了研究.以个人信任和权威为主要特征的家族化治理结构,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化,对收益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的调整是突破治理效率瓶颈的根本.本文指出,信任的灵活性、企业家能力差异度、企业家能力资本化过程等是影响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中间层公司的管理体制问题探讨

为解决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政企、政资、政事不分问题．依据管理国有资产要做到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基本要求，成立旨在落实出资人职责的专司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为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主要特征。     

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G村的社会调查

以陕西省岐山县G村社会调研数据为基础,对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关注度、参与度、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认为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高。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效能感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学的关键变量、内在与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举措,以改善人口学变量中关键因素,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