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民间法”案例的介绍和分析,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法”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由此认为,我们很难在极其抽象的意义上对“民间法”作出一种理论解说和评判。并进而认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不存在普遍法则,只存在具体的案例中所体现和表现出的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和判断。作者的以上结论是针对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在国家法和“民间法”问题的讨论中对“民间法”无限褒扬的趋向,以及对“民间法”所表现出的一种抽象而虚无的理论评判的研究趋向。并且想着重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重要的不在于它叫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杨滨《虞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大概是我国文字记载中年代最早的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及作用的认识了。所谓“志”，据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的论证，“志”在汉语发展史上大致经历过由记忆、记载到怀抱（情...     

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

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出土后即部分遭到散佚。1929年有一部分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成为今天国内收藏西夏文佛经最富的单位。本文根据当事人留存的著录、研究著作和回忆文章探讨这批西夏文佛经文献出土的时间、地点;出土文献的数量、种类,国内诸家收藏及流失海外的情况;介绍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出土之后迄今的著录、整理和研究概况。认为今人对其中已有定论的所谓元刊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代问题提出质疑,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自然而然是陶公的为文准则

古人称陶渊明是“陶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人”。意思似乎是指陶渊明诗文的内容是写与世隔绝的丘山林木、田园景色的；近代学者又誉之为著名自然诗人、自然诗人之宗，又似乎是从风格上给予评价的。在这里，“自然”的隐涵更丰富了。然而却没有展开说。我想从自然的陶渊明诗文、陶渊明诗文的自然以及陶渊明诗文艺术的自然而然等三个方面，说说本人的看法。     

十六国城市史二题

十六国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诸政权为了自卫和拓展版图的需要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城市沿袭魏晋以来的都督制和护军制,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以城市取代郡县的方式管理城市。这是十六国城市史的一个特色。与此相关的是各个政权普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急遽增加,城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

商周时期的孤竹国人原是东北夷中的一支 ,世居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南部。不仅与商王室同姓 ,而且是商政权北部拥有相当力量的诸侯国。从其名号文化的内涵、语言文字及某些习俗 ,还有伯夷、叔齐的事迹等方面判定 ,这支东北夷在商代大体完成华夏化进程 ,成为东北地区世居类型的汉族之先世。孤竹国人与其他共同体并肩开发东北南部广大地区 ,为燕国以及秦汉积极经略这一地区提供了条件。     

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李商隐是一位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诗歌的整理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对其文的整理研究,却冷清了许多。这与其唐代文章大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刘学锴、余恕诚二君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在辑录前人考订补笺的基础上,汇集自己考订、补正的新成果,将李商隐所存之文合为一编,重新整理、编次,在最基本的文献层面为李文研究廓清榛莽,且多有新见,其有功于李商隐研究乃至于整个唐代文史研究者实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