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研究

晚清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也令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正是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在其上书变法、奔走呼号,不断探索自强救国之道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而来。这一思想会通古今、融贯中西,既有对孔子“华夷一统”的民族观的继承,又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优胜劣汰”法则的吸纳。其中对于合群团结的强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已映现出康氏的立宪主张和大同理想下有关民族思想的自觉认识和整体意识。康氏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连绵不断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先觉的民族思想认知对当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清朝更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 ,突破了“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观念 ,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 ,开创了盛况空前的“大一统”时代 ,避暑山庄就是清代实践“大一统”的产物     

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研究——基于大一统与正统思想的视角

以往研究多注意北魏、辽、金、元、清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对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讨论不够充分。在十六国与五代多个政权分立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大一统”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大一统”思想的导引下,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续“正统”脉络,破除秦汉以来“大一统”论述中“夷夏”身份的限制,使中国历史以从未中断的形式延续至今。研究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还可以为学术界讨论“何为中国”提供例证。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董仲舒的思维方式及其政治归趋

以天地人一体化为依据 ,董仲舒构建了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董仲舒政治哲学带有明显的趋和、求同、调适、平衡的特征 ,成为汉代巩固君权、实现“大一统”政治的重要手段。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封建主义政治以深远的影响。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