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从“自然”之“道”（天道）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汉武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

汉武帝是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人物。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吸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形成处理民族问题的大一统思想和政策，采取灵活措施，把统一推向高峰。     

比较视野下的晚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叙事为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与族别史的写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维度论述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演变的“民族实体”属性。晚清时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近代民族主义席卷全球的潮流中,相较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民族以中华民族整体姿态走向共和,外附民族国家之表,内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核。这得益于彼时建构的中华民族概念具有统摄国内各民族为统一的国民共同体的意涵。同时,也得益于晚清政府应对大变局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全面推进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民族治理的大一统。观念层面与实体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步推进,既避免了国家解体,也巩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

董仲舒通过解“王正月”“变一为元”“五正始”“天地古今六艺”,在得出“正始”“正统”原始义的同时,把大一统论引申为天道、政治、王道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宇宙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进而使大一统具有了丰富的基本内涵。天道维度涉及天道不变、天道贵始、天授君权、天立三纲、尊天祭天、天人感应、天有十端、万物之本等内容。政治维度涉及正统、通三统、屈伸之义、尊君卑臣等内容。王道维度涉及王道贵始、王道通三、王修三本、奉天法古、推明孔氏等内容。     

朱元璋为何不敢出兵打日本

纵览中国历史,但凡一个大一统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即位之初就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结果,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泱泱天朝大国被小小岛国羞辱,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出兵,要征服日本.针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针锋相对,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表面上给了“天朝”面子,实际却暗藏“奉陪到底”的强硬.     

多元化一:从五方四裔到中华民族

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认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特点的有力工具,但"多元一体格局"的概括在直观上略偏于静态的结构性描述。可用"中华民族的多元化一模式"来进一步概括和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化规律,即由分散的多元族类群体通过自然演进、螺旋上升而不断走向统一族类共同体的演化模式。从历史参与主体的广泛而多元,演化方向始终走向统一,演化速度的自然渐进,演化节奏的周期螺旋上升等方面,可对这种演化模式的宏观特点进行观察和归纳,进一步了解深具其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为全球化时代认识和处理不同人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述评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而建构的。他本着独特的历史视角,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建构起一套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地方分权制在近代中国的植入与重构

通过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从西方植入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传统“大一统”文化的作用下,这项制度的本土化过程背后,发生了价值内涵和制度内容的“中国化”重构.在对这种重构的文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近代中国有过地方均权等中国式地方分权制的探索,但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仍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权力体制,地方分权只成为具文.反思历史是为了指导当下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方制度建设,剖析“大一统”文化传统对地方分权制度进行重构的机制和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中关键突破点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