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一:从五方四裔到中华民族

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认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特点的有力工具,但"多元一体格局"的概括在直观上略偏于静态的结构性描述。可用"中华民族的多元化一模式"来进一步概括和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化规律,即由分散的多元族类群体通过自然演进、螺旋上升而不断走向统一族类共同体的演化模式。从历史参与主体的广泛而多元,演化方向始终走向统一,演化速度的自然渐进,演化节奏的周期螺旋上升等方面,可对这种演化模式的宏观特点进行观察和归纳,进一步了解深具其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为全球化时代认识和处理不同人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述评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而建构的。他本着独特的历史视角,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建构起一套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地方分权制在近代中国的植入与重构

通过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从西方植入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传统“大一统”文化的作用下,这项制度的本土化过程背后,发生了价值内涵和制度内容的“中国化”重构.在对这种重构的文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近代中国有过地方均权等中国式地方分权制的探索,但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仍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权力体制,地方分权只成为具文.反思历史是为了指导当下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方制度建设,剖析“大一统”文化传统对地方分权制度进行重构的机制和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中关键突破点的前提.     

中国社会构建演进与经济宏线粗绘

封建建构覆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已不如大一统模式能更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自大一统建构始终,亦从未能将已有之经济状况作纵深廓变,原因是具体实权的载体(主要是君王),同时亦承载着抽象因素,即天命、神授和德垂天下。具体与抽象的混和使其面对社会经济变化时不能及时有效地跟进操作,同时使对其的革变难以着手。现代国家权力从抽象因素剥离并制度化,亦逐渐规范,从而能客观、具体体知民间经济,而非主观臆断。中外现代国家建构形成的始基不同,过程各异,结果有别。     

关于刑讯逼供的历史思考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现代社会已经为刑法明令废止。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追根溯源,试图探询刑讯逼供的历史根源,以期找寻出现实的治弊之策。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

《魏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主体的纪传体皇朝史,详载了鲜卑族拓跋部从部落走向皇朝的汉化历程,兼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各族斗争、融合、同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大迁徙、大汇聚、大融合的历史。《魏书》作者运用巧妙的编纂体例,寓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于其中。《魏书》中的正统观和夷夏观,体现了作者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新发掘这些史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