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与迁还中原的中兴目标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宋高宗和大臣们围绕初立、避敌、定居、措置、国是五大主题对驻跸何处展开争论。这些有关驻跸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回銮(川陕)派、西幸(汴京)派、南渡(江浙)派、南移(京湖)派。四派大臣皆以迁还中原、重归正朔为中兴目标，派系之间的分歧其实映射出各派大臣对如何迁还中原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的发生，实质上是南宋对“大一统”观念进行狭隘辩解的结果。南宋正是在南移过程中开始凸显“中国”作为汉地中心的专有性和汉人身份的唯一性，将“大一统”标准由汉唐时期的“天下”重“一”转向服务自身的“中国”重“统”,这种偏执的严防华夷的思维客观上促进了金元“大一统”意识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南北封建化进程的差距，成为“大一统”内涵蜕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更新的关键。因此，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是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块重要的历史拼图。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研究

晚清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也令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正是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在其上书变法、奔走呼号，不断探索自强救国之道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而来。这一思想会通古今、融贯中西，既有对孔子“华夷一统”的民族观的继承，又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优胜劣汰”法则的吸纳。其中对于合群团结的强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已映现出康氏的立宪主张和大同理想下有关民族思想的自觉认识和整体意识。康氏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连绵不断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先觉的民族思想认知对当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