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是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土壤、厚植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认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历史探索、现实基础、蓝图规划和根本遵循,认识其目标追求和路径选择相统一的逻辑特点,有助于“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三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在笔者发表了《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本刊2004年第1期)后,对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已展开了较热烈的讨论.本文是对讨论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评述,并进一步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之为伪书.     

大历史观对把握中日关系的启示——从有关“気”的争论切入

“気”字进入国人视野主要归因于新国货品牌“元气森林”过去几年的异军突起,并引发部分国人关于“気”字到底是中文还是日文的争议。有鉴于此,元气森林公司于2019年秋开始将“気”改为了“气”。这种争议其实并不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还涉及国人对待中日历史恩怨的情绪和认知,以及民族复兴所处历史方位的大小历史观问题。文章通过详细回顾日文的发展史,发现日文本身就是中文结合日本地域特征而演化和发展的产物。当秉持这种宏大视野的时候,我们就能跳出近代以来经历落后挨打导致的部分国民狭隘格局和悲情心态,实现对上述争议的超越,并从中得出一些大历史观对把握中日关系的启示。     

试论契丹大贺氏时代“后族”问题

契丹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隋唐进入大贺氏部落联盟阶段,出现了内部较为稳固的政治联合体。在此过程中,出于整合部落力量的考虑,借助北方民族传统的世代联姻形式,契丹族出现与大贺氏首领家族固定通婚的内稽部孙氏（审密）家族,可以视为当时的“后族”。这一群体出现之后,对当时契丹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助大贺氏联盟阶段“后族”问题视角可以看出,契丹族的民族意识在进入联盟阶段之后不断觉醒,开始向营建传统北方民族政权过渡。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南方方言对华语词汇的影响

“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以语义范围较大的词或语素代替语义范围较小的词或语素,是独具华语特点的现象,与南方方言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文章从词和语素两个层面,分别选取典型案例,对此进行举例说明。由“舍小取大”现象及其与方言关系的视角看华语及其研究,能够促进和推动对相关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梳理,以及与语言事实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     

用户感知视角下移动健康App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从用户感知视角出发,以用户版移动健康App质量评价量表（uMARS）为基本框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为补充,提取指标构建初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用户对评价指标重要性的感知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初始指标体系进行检验、修正并赋权,得到包含4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的移动健康App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信息质量与安全性0.341,功能和美观性0.313,参与度0.186,用户黏性0.160。基于用户感知数据构建的移动健康App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可以为我国移动健康App质量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参考,其每个维度下具体评价指标对移动健康App的开发和监管也有一定的启示。     

分享经济统计调查体系构建

作为新经济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内容,分享经济在交易主体、生产关系等方面与传统经济存在的差异,使现行统计调查体系不再适应分享经济的发展。加强对分享经济的统计监测,使分享经济的价值能够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得到合理体现,是现代统计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文章在总结分享经济特征及数据统计困境的基础上,从统计标准、统计调查项目、统计调查方法和数据采集方式四个方面出发,构建分享经济统计调查体系,以期为统计部门完善分享经济统计调查体系提供对策建议。     

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