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何以立国久远:革新应变

明朝是中国古代立国最久的封建王朝之一.朱元璋称帝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针对的不仅是元朝的弊政,而且还有自秦以来的积弊.在此基础上,朱棣再行变革,完善了洪武体制,夯实了立国基础.在经过一百年的运行后,嘉靖至万历前期又进行了持续六十年的改革,激发了新的统治活力,再度有效地延续了明朝的统治命运.洪武、永乐和嘉靖、隆庆、万历不同时期的改革模式构成了明朝独有的政治现象,是明朝政治的显著特点.面对不同时代要求而从事针对性变革是明朝立国久远的根本原因,也是解读明朝政治走向的锁钥.     

晚明礼制之形而上的奠基——以船山视域出发的一个考察

晚明由于王学风行造成的个人主体性原理彰显,情欲作为人性自然面向当中的固有之常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合理化。当时思想家强调自我感受,关注个人小己的利益,以情欲解释礼制的根本精神,从而使礼制超越性维度丧失。嘉靖帝在大礼议中,以父子之间天然自有的作为因果律之爱来为礼制奠基,以小宗而夺大宗之席,船山藉此故事大发议论,认为礼制之形而上根基是仁与义,绝非情欲,力主严格区分两者,以此力反王门后学对于情欲的无限肯认态度,企图重新确立礼制的超越性。     

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李阳凤案引起了刑部尚书林俊对世宗以诏废法的强烈抗议,最终,林俊间接因此案被迫辞职自解.但随之而来的由杨廷和等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言官抗疏运动扩大了林俊所发起的"诏法之争",对李阳凤案的讨论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对皇帝遵从祖宗法度的守统意识及君主亲贤远佞的道德自觉的争辩上,前者关涉的是长久以来明代司法危机的爆发,后者则是统治危机延伸的结果,这与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由李阳凤案所引发的诏法之争和其他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发生,都是嘉靖初期君臣政治角力的一种体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时政治情势的崭新视角.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合作、分歧、挽救: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史

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分歧再到挽救的复杂变化过程."大礼议"刚刚展开之时,由于学术观点的契合,加上议礼派中的部分成员是阳明的弟子和仰慕者,王阳明与议礼派合作密切.随着议礼派全面接管政权,议礼派内部在如何起用王阳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更因为思想背景的差异,以桂萼为代表的一方对王阳明产生了排斥感.阳明去世后,对阳明极其反感的嘉靖帝,企图彻底取消王阳明的恤典,此时议礼派居中协调,为王阳明挽回了部分待遇.这一过程一波三折,以致很多细节尚未受到明代思想史研究界的重视,反而被黄绾等阳明弟子具有偏见的记载所误导.客观而又全面地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更真切地反映王阳明以及阳明学派在嘉靖朝初期政局中的生存状态,从而丰富今人对王阳明的认识.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杨廷和与武宗绝嗣危机———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应对失败的典型案例

武宗绝嗣危机是明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这一危机是正德君臣懈怠、乱政的集中反映。在这一危机中,除武宗外,首辅杨廷和是另一关键性人物。在武宗生前,杨廷和对群臣上疏劝谏预立皇储漠不关心,没有对武宗形成强大压力,使解决危机丧失了最佳时机。在武宗死后,杨廷和自作主张,选立武宗堂弟朱厚熜为君,直接造成了武宗绝子。但当世宗继位后,他削足适履,违背遗诏,想当然地提出要让武宗堂弟变成武宗亲弟,试图通过改换皇帝的父母为其造成的武宗绝子弥补遗憾,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从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来看,在每一个关键环节,杨廷和不得要领,胡乱作为,大搞一言堂,要么隐忍,要么张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政治危机时拙劣表现的典型代表。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议”之关系述论

由于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美政颇多的一位难得贤君,且距明世宗称帝之际为时不远,所以群臣在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一边倒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地思念孝宗美政之情。张璁等人议礼时对反对者极为愤恨,对反对世宗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等丑诋之词,但这绝非杨廷和等大臣对张璁等异议者有所打压所能彻底造成的。"大礼议"毫无疑问既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也确实有这两种解释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