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困境及成因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大部制”改革为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然而，“大部制”改革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经济人”假设主导下的个人及部门利益化是“大部制”改革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为个人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部门利益集团的分利竞争是其组织原因，具体表现为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部门利益集团对有损他们利益的一切改革都进行千方百计的阻挠，这是“大部制”改革的重要阻力。因此“大部制”改革必须打破部门利益的格局、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才能走出困境。     

公共管理视阈下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大部制”改革，进一步理清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使政府改革有了新的契机。然而我国“大部制”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和部门利益集团的阻挠，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冲破部门利益阻挠，妥善协调部门利益在组建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的高效率的“大部制”机构的同时，健全法制，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建立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以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大部制改革如何适应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大部制改革再次成为舆论和社会关注的重点。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之需要、顺应国内外行政改革的潮流,进行以大部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型政府本质特征是公共性、服务性和合作共治性。围绕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大部制要坚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提高政府自身素质和能力为关键,并正确处理好“冗官”。     

深圳大部制改革的问题及对策

2009年深圳市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目前来看,深圳大部制改革过程平稳,没有发生大的波澜。但是深圳大部制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机构改革过于频繁,造成部门设置不稳定;整合后的部门利益变大且并不能彻底解决部门协调问题;深圳机构改革过程开放度不够等问题。文本在探析深圳大部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来提出应对深圳大部制改革问题的对策,比如提高政府机构与管理的法治化程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     

三十年七次政府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机构已经历六次较大调整：1982年的改革致力于干部年轻化;1988年致力于政府职能转变;1993年强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1998年是消除政企不分;2003年改革的目标锁定公正透明、廉洁高效;2008年的思路是突出公共服务,推进“大部制”改革。     

从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看中国的政府改革

政府改革是近些年被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08年中国刚经历了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现代政府体制。本文从这次大部制改革出发,阐述了它的改革过程并对以后的政府改革做了展望。     

大部制改革浅探——政府公共理性的回归

大部门体制的兴起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政府公共理性回归下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是中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大部制改革理论梳理入手,对大部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探讨研究,旨在对我国当前大部制改革有更加明晰的认知。     

科学制定大部制下的卫生监督策略

深圳市政府完成市级职能部门大部制的改革后，卫生监督的职能发生变化，任务变得更加繁重。本文提示深圳或其他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明确当前的卫生监督任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步骤，以期取得卫生监督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相统一。     

深圳行政三分改革的反思:基于组织理论的视角

深圳行政三分改革旨在将行政权重新分解,在决策、执行、监督三项职能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政府架构.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行政三分制”的基本预设和组织结构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仅在行政系统内部搞分权改革,无法有效解决行政体制内的深层次问题.在大部门体制中,可以通过构建无缝隙组织,推倒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柏林墙”,实现政策执行环节的局部优化,更为快捷地回应民众的合理需求.     

服务型政府构建：交易费用与“大部制”改革

在我国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安排方面亟待改革和完善,管理中决策质量不高、执行力不强、战略管理思维狭隘、协调困难、调控与监管不力等问题时有发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在公共服务、履行经济和社会职能等方面存在着大量交易费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强化了宏观调控,整合了政府职能,提高了办事效率,是降低政府交易费用的积极响应。从行政权力接受监督、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大部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