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浦歌》第十四首新探

李白《秋浦歌》第十四首（“炉火照天地”）诸家歧见甚多，主要表现在对此诗写作年限的考定和对结构层次的分析和“赧郎”一词的理解上。本文作者在这些方面作了新的考证，发现了旧说的谬误，另有新见，可新耳目。     

唐前期边防中的跨界现象-以天宝元年唐与奚怒皆之战为中心的研究

唐玄宗天宝元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对于战场地点以及为何调拨地域范围并不接近的朔方军参战,历来学者们见仁见智.结合唐前期边防事例,此种“跨界”局面,应与唐前期兵制转型背景下的边防格局、中央居中调配的传统惯性以及重将威信密切相关.     

科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以诗人“身份自觉”意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科举的兴盛,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影响的强化,诗文创作和科举时文两种文字写作日趋疏离。在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因对不同文字写作道路的自觉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意识。"诗人"在"举子"的映衬下,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产生了诗人"身份自觉"意识。诗学批评中"诗人"立场的强调、"诗社"的繁兴、诗集编撰社交功能的增强等文学现象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影子。     

论杜甫的乱前诗歌与其在开天诗坛的地位

古人提出的"唐诗四分法"中盛唐一段就是指开元、天宝年间,杜甫也长期被当作盛唐时期的代表诗人。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杜甫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是写于开元、天宝年间,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如他的诗歌趣味与盛唐诗人相比有无差异性?经历战乱的盛唐诗人中为何只有他能后来居上而获得"诗史""诗圣"的头衔?他在开天诗坛的地位与评价究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从杜甫现存的乱前诗歌入手。     

同岑异苔:陆游、杨万里诗坛地位考索

本文通过对陆游、杨万里诗坛地位的考索,以觇知南宋诗风趋向;从诗学观念、统绪意识、政治影响、子嗣绍继等方面探讨陆、杨不同地位之成因;复就陆、杨往还文字揭示其真实关系.本文认为杨万里具有强烈的"统绪"意识,专精锐意于变革创新,诗风易于效法,在当时的影响力较陆游为巨;陆游则"统绪"意识淡薄,萦心系怀于家国时事,诗歌抒写恢复之志,效法者少,加以仕途蹭蹬,故未能转移风会,是一位"孤独"的诗人.     

行吟诗人与诗歌精神

纵观中外诗歌史 ,不难发现许多成就骄人的大诗人都曾与“行吟”有关 ,或可称为“行吟诗人”。“行吟”不仅是一种诗歌行为 ,其背后还有着与诗歌本质问题有关的极为深厚的内涵。“行吟诗人”往往更具有“诗心”“诗情” ,他们更迫近诗歌之本质、诗歌之精神 ,因此 ,他们实际上还连接着人类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对当今日渐冷寂的中国诗坛来说 ,“行吟诗人现象”或可作为一面镜子 ,供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审观和反思     

元初北方诗坛的复古风气探析

元代初期,北方诗坛出现了一股复古风气。这一复古之风,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提倡风雅,尊崇实学,上追《三百篇》,下学唐人诗,为元代中叶诗坛的尊唐复古准备了前奏。它是金代中后期以来诗坛复古思想的继续,也是元初恢复汉文化活动的必然。     

论萧梁宫廷诗坛的兴盛及其影响

南朝自梁代开始,宫廷逐渐接替世家大族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并主宰诗坛一百多年.宫廷创作中心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其中的集体创作方式对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推动了形式技巧的发展和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人的提升.     

苏辙的七律诗风与北宋元祐诗坛

苏辙少时从学于父兄,入仕后与欧阳修、司马光等交游,后又教授张耒,他们的七律诗风皆呈现白体特征。白居易是其文集中所提唐代诗人最多的一位,他欣赏白居易的诗品与人品,但对白居易也是有选择的接受,这使得他的七律能够突破白体的局限而自成一家。他的七律诗风"妥帖大雅",长于叙事是其七律的最大特征,且诗法与文法并重,流畅与凝练共存,是白体诗人中七律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位。元时期苏门七律各呈姿态,苏轼七律可谓白体中的变体;苏辙、张耒承欧阳修一脉而来,可谓白体中的正体;秦观七律呈现明显的晚唐体特征;黄庭坚与陈师道承西昆体、后昆体、梅尧臣、王安石等讲究法度一脉而来,成就江西诗派。     

海南“吟绝”王佐的思想及其诗歌的内容类型

海南"吟绝"王佐是海南本土诗歌觉醒时期的代表诗人,与同期另一位大诗人丘濬一起构成了海南明代诗坛乃至整个诗坛的高峰。王佐的思想以六经为本,好学为宗,中仁为用,谨守儒家修齐治平之志,在政治上有开言路、任人事、重边防、调盐粮、修道路、设礼教、平选举等数种思想,然规模尚小,尚不足以言其条贯,仅其中开言路、重边防的思想有开明大家气;在礼教上尊礼教、辨华夷、重家教、平选举;在文学上则承接韩欧影响,杂一点理学意见,主张文以见道,并无特别的新见。王佐的诗歌大致可分为叙事、风物、咏怀、咏史、赠答等五种类型,其中以叙事诗与海南风物诗最具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