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自己的心

暖睛的午后，斜阳照进我家廊子里头。我靠着一只旧藤椅，拿一本书，纸片与钢笔散漫木桌上。一杯新沏的绿茶，是淡淡的龙井，有浅浅的碧绿，杯口一柱热气，袅袅腾腾。这是我吗？     

论《周易》中圣人崇拜思想及影响

《周易》的圣人崇拜思想 ,既有积极作用 ,更多的是消极作用 ,必须在新时代加以转换     

《过山榜》考辨

本文以较为详细的资料考证了《过山榜》的内容、发放时间、发放者、发放原因等问题,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试论先秦时期的"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一词最初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教化形式,它却是十分久远的,可以说它与鬼神观念的出现同步。原始时期,世代相传的敬神事鬼的形式中就包含着神道设教的意义,但并非由统治者命令所形成,而是社会习俗的表现。商周时代众神所在的“天国”观念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有了更强大的思想背景,“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神道设教影响巨大。春秋战国时期有些思想家将“神”内化为人自身的精神。他们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从根本上动摇了神道设教的思想基础。然而,神道设教仍然是当时社会习俗的主流。儒家学派将神道与礼俗融汇,这对于整个古代中国的社会思想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试析中国诗性智慧语境下的《镜花缘》

在理性的语境下解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镜化缘>,一方面扭曲了固有的鲜活灵动的审美旨趣,另一方面遮蔽了艺术思维与人类思维的血脉渊源.因此,只有把<镜化缘>放到中国诗性智慧的独特语境下,才能使文本凸显中国诗性文化特有的生命一体化的哲学维度以及女性崇拜的原形题旨.     

“一核多元”型社区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公共价值和战略三角模 型间关系,从党建引领视角提出“一核多元”型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采用张力分析工具,从使命管 理、政治管理与运营管理层面建构综合整治张力分析模型。 分析发现,党建引领的综合整治合作生产可促进社区合作生产网 络的形成与发展,这对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与推动力——基于知识图谱分析的视角

根据科学图谱分析结果,对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进展和热点进行透视;系统梳理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构建包括经济基础、货币特性、金融体系、东道国区域差异等的完整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