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钱不算人——从技术角度说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中国史家自太史公司马迁以来就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关于历朝历代的王朝兴废,偏好于评论领导者的有道无道、有德无德,却鲜有从技术角度梳理历史脉络。不去考虑天下经略,空谈道义,且不说立场如何,最终都难免执著于小德而不见大道,也让“以古鉴今”无从谈起。     

司马迁说随你大小便？

太史公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提到了一个叫宁成的酷吏,这位内史大人曾有这样一句名言: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万万,安可比人乎!就是说当官若不当到月薪二千石的官,做生意若赚不到上亿,还混什么混呢!后来长安城内的百姓听说了都将这句话誊写了作为教育子女的座右铭,有善谄者报于宁成,他听了很是高兴,便每日炮制格言警句而乐此不疲。此君素有便秘之疾,通常格言先于排泄物而出,所以宁成大便的时候     

‘随会奔秦”与‘司马氏入少梁”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述自己的家吐时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宜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裹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罕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纣王自经说质疑

公元前一○二七年,周武王率军渡盟津,战牧野,乘胜占领商都朝歌,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在这场武王伐纣之战中,纣王的结局如何,西汉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是有具体记载的。据说纣王“昏暴滋甚”,武王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

司马迁著作<史记>有三个目的,其一便是"成一家之言",<史记>成就了司马氏家族学术的"一家之言".在太史公父子的学术体系里,其"一家之言"与道家思想为同宗之学,因此,在<史记>中,道家哲学具有其他哲学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论"太史公"与"经济学之父"的不谋而合——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相似性及其原因探析

司马迁与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的诸多领域,如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分工思想、价格思想、对资本积累的认识、财政思想以及货币思想等方面均存在着相似或接近的认识.笔者认为,二者能够达成诸多共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理论基于相似的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基础.因此,必须重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和经济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建设.     

“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对所述人物、事件、故事等评论对象发表议论,以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个人倾向性表露无遗。本文着重论述了“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