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私之辨维度下的张居正经济改革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居正对这一问题深入思索,并力图通过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来调解君主、豪强、百姓三方的利益冲突,增加社会财富,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富国足民的政治理想。其经济改革思想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战国时期楚"夷陵城"考辨

"夷陵城"建城的历史悠久,始于战国时期,这在大量的文献和史籍中屡有记载.然而,夷陵城究竟在何地?这是由于史籍中记载不清,再是2000多年前夷陵古城又早已被毁于战火之中.故千百年来,探索古夷陵城故址在何处的工作一直是历代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历史、考古、地名等学科研究入手,并在综合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夷陵城所在位置进行考证,夷陵城其位置就在西陵峡口处左岸前坪一带.     

孟浩然入京与下江东问题辨说

在孟浩然的生平中,入京与下江东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外事活动,因之研究者特多,以致使其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结果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哪一种说法较为真实可靠呢?笔者对各家持以立论的全部材料进行综合考察,对争论不休的这两个问题予以重新讨论,认为孟浩然一生入京两次,其下江东游吴越则为三次,而且每次的具体时间和行程路线需重新订正。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从史学角度看春秋时期人文思想中的"超越性"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论数据电文的辨真规则——我国《电子签名法》（草案）一个条文的展开

当前,我国电子签名立法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数据电文制度是该法要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而辨真规则则是数据电文制度的核心.本文分析了确立数据电文辨真规则的三大挑战,并比较了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的可行性,进而提出采取间接方式是构建我国数据电文辨真规则的理性选择.最后,文章指出我国<电子签名法>草案第10条基本上符合数据电文的使用规律与世界立法潮流.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近代世界市场观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时期,而此时被迫开国的中日两国对世界市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途径:中国在40~50年代坚持“以商制夷”,到70年代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世界市场了解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商战”论等近代世界市场观;日本在开国之初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贸易无用还是贸易兴国,并在60年代发展为自由贸易思想。中日近代世界市场观的区别是:中国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世界市场观,日本基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世界市场与本国的关系。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

中西启蒙“平等”观各自循着自身的文化轨迹沿革,如果没有以后“鸦片战争”引起的中西文化碰撞,双方的演进路向断然不会重合。一般而言,西方的启蒙“平等”观推崇“权利平等”,并能够借助民主政体进入制度性建构,因而较易落到实处 (尽管绝对的“权利平等”永远不会存在 )。而中国的启蒙“平等”观仅停留在道德境界的“人格平等”,并且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而推行之;因此,这仅是一种尚未进入实践领域的“社会期待”。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