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方仙说产生于古黄县新证

在史前先民的信仰中,月亮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更新的神力,月神因而成为生命之神。上古时代胶东半岛西北隅活跃着以黾类为图腾的月族,即嬴姓的莱夷以及黄人和弦人。莱都归城,归城实即“鬼城”、“巫觋之城”、“月亮之城”。归城南侧的莱山,是莱夷巫觋祭月,将人之亡魂送归月亮以求能像月亮一样永生的神山。最早的一批方士正是从归城一带的巫觋中蜕变而来。其根据是,莱地月神崇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灵魂不死的观念来源于月神崇拜;莱人很早就有航海活动,早期方仙神话中的海中三座仙山(岛),其得名都与莱夷以及月神崇拜有关;海市蜃楼的奇观胜景自古以胶东半岛西北海隅最为常见;莱地近齐,春秋末叶以降地属齐国,邹衍学说风靡于世,莱地自应得风气之先。     

廉希宪的儒学理念与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践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儒家文化发挥了重大的聚合作用。廉希宪的儒家信仰与其“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践行紧密相联,这种践行一方面与廉希宪坚定的孔孟信仰和推崇复三代之治的儒学理想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元儒的道统思想紧密相联,特别是与许衡、郝经等基于儒家道统思想倡导的“用贤图治”“敬天勤民”“行道济时”,以及“以身任道”“康济斯民”等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思想范畴紧密切合。同时,应该指出,廉希宪这种践行方式与元代高昌世族内迁,接受中原儒学息息相关。由于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入,大量的高昌世族纷纷与汉地各族通婚,并形成了一个个“夷夏命运共同体家庭组合”,这可能是影响廉希宪以儒学践行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因。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王船山夷夏观辨正——以礼以分殊辨别人禽与夷夏为视角

船山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儒家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学术界多把他的夷夏观理解为一种狭隘的夷夏观:即从船山的夷夏观推断船山将禽兽与夷狄等同;二是认为船山是典型的华夏主义者,也即大汉族主义者,这是对船山夷夏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从礼以分殊辨别夷夏为视角,即可还原船山夷夏观的真实存在:即船山本意并非将夷夏等同于禽兽,同时他也并非主张大汉族主义.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夷夏观的误解与误读.     

«夷夏论»对佛道论衡论域的重构及其经学理据

现有研究认为《夷夏论》以民族主义为立场与方法反对佛教，理论价值有限。事实上，《夷夏论》以教化与风俗关系为核心议题，强调普遍真理(道)与真理表达(教化)有别，语境(风俗)对真理表达而非真理具有决定作用。这一运思方式与经学在“空间-风俗-性情”的一体结构中思考教化问题的理论构型完全一致。这一构型从宇宙论层面肯定语境存在的必然与意义，并阐明这样一种真理观念：真理的普遍性体现在能够以非普遍主义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诠。《夷夏论》以教化重构佛道论衡的论域，使论争主题由不可通约的多元真理之争，转入真理诠释有效方案及其标准的辩难，为文明间的理解与交流提供了可能。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滇省夷人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想象和图像表征

《滇省夷人图说》是在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云贵总督伯麟奉皇帝谕旨主持绘制的，是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俗及生产生活情景的官方图册。该图说从空间性图像符号生产表征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想象；从锄头、服饰、伞、乐器等生产生活层面的共享性图像符号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服饰、婚俗、祭祀和信仰仪式中的自享性图像符号视觉表征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特征。《滇省夷人图说》以绚丽色彩、变化的线条、丰富的场景、精简的文字等构成的视觉图像展现了清朝中华多民族大一统的盛况，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它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视觉建构，也为新时代如何利用图像形式和图像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和启示。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试论欧阳修的档案学思想

作为金石学的重要奠基者和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虽然不是一个档案学家，但对金石档案的热爱和对夷陵县档案的重视广为人知，他对金石档案这类历史档案、夷陵县档案这类行政档案管理的发展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通过文献调查法，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欧阳修的档案价值观以及对历史、行政两类档案所做出的包括收集、整理、保管、鉴别等一系列贡献，研究其对于历史档案和行政档案管理中所蕴含的丰富的、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档案学思想，丰富对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的研究，给当代档案工作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