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强调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这是先秦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合轨迹的直接反映,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诸族同根、中华为尊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韩愈的夷夏观及其对古文思想的形塑

韩愈的夷夏观对其古文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韩愈夷夏思考的核心是排斥作为"外国之法"的佛教,树立"中国之法"。相对于以民族和文化来区别夷夏的传统观念,韩愈的夷夏观有了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其所谓"中国之法",并非单纯的儒道,而是包含了以儒为本的中国道统,以及兼容百家的中国文统,反映了对中国国家精神文化传统的丰富认识。中唐王权重振呼声强烈、边患压力加大,增强了时人的国家意识,构成了韩愈夷夏思考的重要时代背景。夷夏新识的激发,令韩愈走出唐代古文前辈宗经复古的传统格局,形成文道并重、"三代"与"两汉"兼取的独特古文思想。宋人对韩愈的夷夏新识颇多共鸣,这是韩愈古文思想能深刻影响宋人的重要精神背景。     

义例、善恶与工夫——王船山《春秋》学中的变与常

王船山认为,从解经角度来看,《春秋》每个义例皆有限度,用定例概之会导致混乱,以变例去修订同样会遭际困难.君子之是非判断与流俗之异不在是非大端,而在其权衡精审.定例把圣人精意敉平为例法或教条而失去教化旨归.学者不当执着于以"常例"或"变例"来把握事件与伦常,而当投入个体事件中去体察伦常之精微,获得把握事物整全性之能力.从创制角度来看,经典必须善恶并显而察变,对经典的习读,是对复杂历史事件中正义应当如何实践的分寸感的寻觅.解经之道既不执于常例,又达乎"万世之论"的回答不是知识与方法论,而是工夫论.学者察于古今,明乎事变,通过工夫论生成心体本身.在船山《春秋》学中,它表现在对《春秋》义例如何因理势而变的历史分析.     

泸夷与宋代泸州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及其争论

泸夷的存在，是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关键。在南宋中后期，以御戎为急，偏重边疆军事安全的地方治理策略成为官样文章中称颂泸州地方长官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加强边境地区的兵备和镇抚边外的蛮夷，通常是宋代士大夫提到泸州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政治文化意象。宋代泸州地位的上升，实质上依靠的是泸夷对川南社会影响力的强化。因此，其时泸州的地方治理就渐渐形成了不得不以“御戎为急”的大政方略。但部分士大夫则认为，泸州当局地方治理的方针策略偏离了儒家“阜民之政”的理想。从历史经验看，较之军事实力对川南少数民族各部的威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是宋朝稳定西南不可或缺的要素。     

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

王夫之在对夷、夏文明程度的理解上,引入了动态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分析方法;在对夷夏的认知上,他主张夷夏同属人类,夷狄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在对夷狄的态度上,他反对恃强凌弱的虐杀,主张友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