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关系下的第三方网络支付信用风险研究

我国第三方网络支付存在的信用风险逐渐显现,这既造成了交易各方的利益损失,也增大了风险监管的难度。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得出法律制度因素、用户信用记录、交易资金安全性和沉淀资金处理情况对第三方网络支付的信用风险影响相对较大,利益权衡类指标普遍影响偏低。因此,我国信用风险防范亟需创新管制思路,构建权责统一的信用体系;发挥信号传递作用,提高监管效率;设计激励相容的动态机制。     

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理路与司法救济进路

环境公私协作通过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引入责任共担、风险分担、互利互倚的合作契约机制的建立,旨在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治理以及增进环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它体现了环境行政从传统的监督管理行政到契约行政的法理拓展与机制创新.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环境公益目标导向下的行政契约,并具有公法性和私法性并存、行政目的性和契约合意性兼具的特点.依据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中契约合意与行政权力优位顺序的差异以及所占比重的不同,可将其类型化为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司法救济是环境公私协作法治化、规范化不可或缺的环节,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以传统的民事诉讼为主要司法救济途径,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的司法救济,则可根据具体纠纷起因而选择适用行政诉讼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此外,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追求的环境保护公益目标,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两阶段闭环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新产品和再造品差异定价的闭环供应链系统,将企业社会责任（CSR）纳入研究,分别构建了集中决策下供应链整体承担CSR、分散决策下分别由制造商与零售商单独承担CSR的两阶段闭环供应链模型,探讨了履行CSR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和闭环供应链对CSR的最佳承担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数量折扣与CSR履行成本共担的组合契约模型。研究表明：当闭环供应链成员单独承担CSR时,制造商承担的效果与零售商相比,两者各有优势,没有出现某一种承担方式的效果明显优于另一种的情形;无论制造商还是零售商,单独承担CSR的最优决策与集中决策相比均有较大差距;随着新产品与再造品竞争程度的增加,闭环供应链各成员及整体利润也随之增加;如果制造商和零售商能够按照数量折扣与CSR履行成本共担的组合契约来共同履行CSR,闭环供应链系统能够达到协调的效果,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     

考虑消费者策略行为的供应链两周期定价与契约设计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考虑消费者的策略性跨期购买行为,构建了两周期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消费者策略性程度对两周期均衡结果、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比较了分散式与集中式决策的均衡偏差,设计了与消费者策略性程度相关的两周期收益共享契约与"两周期收益共享+转移支付"组合式契约。研究表明：分散式决策下,消费者策略性程度有利于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但会对供应链成员不利;某些情形下,消费者策略性程度会使分散式与集中式决策的系统利润差值增大;当消费者策略性程度相对较低时,两周期收益共享契约不仅可实现供应链完美协调,还可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当消费者策略性程度较高时,通过组合式契约可实现供应链完美协调,但此时消费者策略性程度的增强可能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零售商的资金约束对协调契约的影响分析

在零售商促销下,探讨了零售商的资金约束对使用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协调供应链的影响。分析了零售商拥有不同运营资金下供应链的契约协调问题,研究表明：在运营资金相对充裕下,收益共享契约不仅能协调供应链,且能实现渠道收益的任意分配,但回购契约不能实现渠道收益的任意分配,除非运营资金非常充裕;在运营资金不足下,收益共享契约仍有可能协调供应链,但回购契约不能协调供应链。讨论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对两个契约协调供应链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回购契约下,资金利率越大,具有资金约束零售商的供应链被协调的可能性越大,但资金利率对收益共享契约没有影响。最后提供了数值分析。研究中得到一些管理启示,可为资金约束供应链的协调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论《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的社会与法律价值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的社会与法律价值是目前四川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利用该书所提供的288件契约档案，着重就档案的主要内容、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些档案不仅具有同乡规民约一样的规范社会关系、确保社会发展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教化乡民道德、协调民间纠纷、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等法律价值。     

社会协商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探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社会协商制度的选择受宏观制度环境主导，其相关的政治变量，包括新理念、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这一制度之间不仅构成一种序列结构，而且与其他制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序列结构。该序列结构嵌入社会协商制度安排，使其行动者及相关行为主体与社会协商制度的互动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抑或促进社会协商制度的执行。因此，应从发挥党在社会协商中的保驾护航作用、确保社会协商的法律地位、营造社会协商的文化氛围三个层面探索社会协商制度的创新，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市场经济与道德代价

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否必然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依然是具有重大现实关切、仍需继续探讨的时代话题。勘透市场经济与道德代价的内在关系,需要在方法论上处理好对立与统一、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结构与环境的关系,探究市场经济运行所内在的五大要素,即自利主体、交换关系、契约规范和共同利益以及外在环境对道德代价生成的可能性作用。在实践中应致力于推动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有机结合,以尽可能小的道德代价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情势变更制度引入合同法的必要性之探析

本文揭示了情势变更的含义,剖析了合同法未引入情势变更制度的原因;论述了将情势变更制度引入合同法的必要性,并就将情势变更制度引入合同法之中需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在合同法中应当引入情势变更制度,应将其规定在合同履行一章之中,在当前,可通过司法解释对此作出特别规定,待条件成熟了,再将其补充到合同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