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异形的神灵谱系--藏族湖神与水神关系透视

湖神与水神在藏族地区大量存在。文章从藏族民俗现实出发 ,认为水神与湖神主要有三种存在状态 :湖神与水神分离 ;水神是湖神信仰的核心 ;水神与湖神的互置。文章分析了湖神与水神信仰相异的原因。     

语言唤醒与《格萨尔》“神授”现象

中外学者很早就有人提出“语言唤醒”一词,语言唤醒究其实质来说就是在内外环境的刺激或激发下,语言潜力被开发出来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心理唤醒和语言唤醒表述了相似的内容。对于《格萨尔》“神授”艺人的神奇语言能力,学界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文章认为：从心理唤醒的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可以合理解释“神授”艺人们的神奇语言能力。     

“木精为青牛”考释

植物精怪的动物化是一种世界性民俗现象,在中国古代则有“木精为青牛”的说法。究其原因,这一观念的出现大约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古代神话中植物神祗动物形貌的遗存;二是秦汉时期有“出土牛迎春”的礼俗,土牛、青牛与春天、树木关联在一起;三是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青牛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这是“木精为青牛”说的民俗背景。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清至民国时期的东北民神

民神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在其民神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与全国民神共同的特点,也有自身的地城特征.     

石榴崇拜考析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整个世界动植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由于原始社会人类处于蒙昧阶段,无法认识和控制自然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原始社会人的自然崇拜观念,即植物树木作神祗崇拜和图腾崇拜。回顾人类植物崇拜的历史,石榴作为生命繁衍符号,也应该是在人类食物、采集、种值的生存发展中应运而生。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石榴崇拜仍然广泛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民间艺术、民间民俗文化之中。     

论邵雍先天学视野下的理性“神”思想

在邵雍思想中,神是变易之主宰,变化为神之功用表现;太极不动为性,发用为神,实则太极、道、性与神是统一的。神是一,同时也是二,“一”更多从先天的角度来讲,“二”更多从后天“乘气变化”的角度来说。邵雍说“心为太极”,这与其“人之神则天地之神”的思想实则是贯通的;天地之神、心神与太阳、阳密切关联。与神统一的“阳”是绝对的阳,是不与坤元相对的绝对的乾元。邵雍以不可分的心神为先天、可分的形体为后天,并以先天之神为用、后天之形为体,形成了其以用为本、以体为迹的独特体用观。邵雍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释为形神关系,他所说的“鬼神之情状”强调的是神以阳之功能生化万物之表现。在邵雍看来,至人之所以能感应到他人的意识活动,因为己之心神与他人之心神,实际上是共在一个“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神”之中。与程颢一样,邵雍也讲生生之理,并将其与神用功能联系起来。     

庄子:审美之“道”的发现者

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将老子的哲学之“道”转而视为审美之“道”,从而对中国传统美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于天地大美的推崇;对于审美心胸的推崇;对于无用之用的推崇。他的这些论述,无不对今天中国美学史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自然辩证法思想早期在华传播路径——以《自然辩证法》两部导读译本为考察对象

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翻译与自主学习为核心而开展的。本文以两部苏联学者撰写、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导读著作《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的自然科学概论》的中译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自然辩证法》的译名产生和传入中国的日本通路。本文揭示了在自然辩证法接受史研究中被忽视的两个面相：恩格斯的“科学的哲学家”身份和中国学者对日译苏联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史。由此探讨早期中国学者是如何接受和评价“自然辩证法”这一知识体系的,又是如何应用自然辩证法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     

文化与自然:对广西新罗村变迁历史考察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与自然的冲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本文以广西境内的一个汉族村落--新罗村为例,考察村子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变迁,关注变迁过程中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新罗村的过去与现在告诉我们原生态的自然并不能自动满足农耕文化的要求,人们必然要改造自然,为文化的植入培养温床,从而才能有生存空间;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冲破了原有的文化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行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统文化中客观上维持了文化与自然平衡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必不可免地随之淡化.在当前发展趋势下,文化对自然的这种不自觉关系还将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