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普鲁斯海峡:涛声依旧

伊斯坦布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众不同,一位大桥连接欧亚两大洲。历史上,东方的成吉思汗,西方的多个强国都曾到这个地方建立政权,所以此地留下众多的古迹、教堂、宫殿和文化遗产。岁月虽然经过无数次更新,但伊斯坦布尔依然站在昨天与今天的交汇点上。     

海航带你去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 通往世界的起点

7月11日,海航全新开启上海=乌鲁木齐=伊斯坦布尔往返航线,每周两班飞抵全球唯一横跨亚欧两洲的帝国之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伊斯坦布尔完美地结合了古代与现代的文化,又拉近了东方和西方的文明。世界上如果有一见钟情的话,无论你走到哪里,那一定是伊斯坦布尔。     

试论奥斯曼帝国金融体系的近代转型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伊斯兰国家信贷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研究表明,奥斯曼帝国金融业高度发达,而且还发展出与有息贷款功能相同的商业技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了19世纪,帝国财政需要,欧洲贸易与商人融资的需求等因素使奥斯曼引进了西欧的一套金融体系,并经历了西欧国家控制金融发展的过程。后来,在土耳其青年党时期发展出一批由国内资本集团控制的一些区域性的银行,并建立了具有央行性质的奥斯曼国家信贷银行。奥斯曼帝国金融体系的这一近代转型历程,既是传统金融实践发展的自然结果,又受西方的影响。这一近代转型本质上是内生型的。     

谁是未来强国

军事列强现象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崛起于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可称为人类最早的四大军事列强。它们发达的文明本身就蕴含着先进军事文明的丰富内涵。以后的古代希腊、罗马、迦太基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都先后扮演了世界军事强国的角色。15～16世纪之后，随着世界实力重心的西移，军事中心的盛产之地也由亚洲、中东迁移至欧洲和北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近代老牌军事强国经过残酷的竞争倾轧，逐步演变为现代军事列强，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列强家庭的新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对库尔德斯坦政策的嬗变(1914—1918)

一战前,为了维护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与商业利益,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稳定与领土完整,对库尔德人独立的政治要求采取了不支持政策。一战爆发后,英国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英国不但要求分割奥斯曼帝国,而且于1918年直接出兵占领了南库尔德斯坦。英国政策的转变,除了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石油的战略价值有直接的关联以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库尔德人主观政治诉求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从一战前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到战时直接占领南库尔德斯坦,英国对库尔德人的未来发展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这种转变仅仅是维护其战时战略、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权益之计,对战后英国的中东外交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也为战后库尔德人悲惨历史命运的开启埋下了伏笔。     

边疆化与去边疆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

帝国是有边疆而无边界,兼具整合性、差异性的巨型政治组织。帝国兴衰直观体现于边疆消长：在帝国兴盛之际,帝国边疆呈扩张态势,与帝国相邻的地区被帝国“边疆化”,成为帝国的边疆,直至遇到制衡力量而达到相对均衡状态;帝国的衰败则体现于边疆地区的萎缩,或者说“去边疆化”,边疆从帝国统治体系中“逃逸”出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经历了“边疆化”而被纳入帝国疆域之中,多瑙河以南地区最终成为帝国统治的核心区,由边疆成为帝国中心,这是“去边僵化”的另一种形式。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快速“边僵化”的过程,既源于奥斯曼帝国领先于巴尔干诸国的国家能力,也与巴尔干地区尚处于弱势国际体系状态有关。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征服运动在苏莱曼大帝三次围攻维也纳未果之后近乎达到帝国的“自然边界”。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征服巴尔干、围攻维也纳,进而“闯入”欧洲国际体系,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他者”。17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衰败,欧洲国际体系崛起,1683年维也纳之战是转折点,弱势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强势欧洲国际体系,巴尔干地区遂开启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去边僵化”进程。欧洲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和帝国的双重嵌套,俄罗斯帝国、哈布...     

欧洲体系变革与“东方问题”的欧洲化

"东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以来,欧洲强国面临着如何处置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难题。"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黑洞,最终成为引爆欧洲体系"内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方问题"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产生的,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就嵌入到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之中,是欧洲最先面对的"他者"之一。18世纪中后期,西欧、北欧以及东欧次区域体系相互融合与挤压,欧洲大陆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这种体系挤压的切面上,被动地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然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将"东方问题"纳入其中,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奥斯曼帝国并非欧洲一员,在主观意识上,维也纳体系的设计者也"忽视"了奥斯曼帝国。欧洲体系的变迁改变了"东方问题"的内涵,而"东方问题"也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僵化与狭隘。希腊革命之后,依靠维也纳体系确立的通过会议体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     

耶路撒冷的哭墙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圣地,但是数千年来却饱受战火的侵扰,屡次被摧毁。以色列人、巴比伦人、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十字军、埃及人、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都曾成为这个以“和平”命名的城市的主人。     

奥斯曼政府参战的后果与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局

欧洲列强长期的渗透和侵略并未使奥斯曼帝国完全丧失主权,但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卷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帝国的崩溃,也彻底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系列"协定"和条约重新勾画了中东地图,英法为了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在中东"制造出"许多新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各民族的命运。奥斯曼政府"亲德派"的错误导向,"帮助"英法等国实现了瓜分和占领中东的愿望;阿拉伯人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获得解放的机会,最后却换来殖民主义者的"委任统治",延缓了独立的步伐。英国和法国获得了统治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机会,但委任统治的困境又成为殖民帝国崩溃的开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东历史的转折,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