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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33-140
欧洲列强长期的渗透和侵略并未使奥斯曼帝国完全丧失主权,但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卷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帝国的崩溃,也彻底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系列"协定"和条约重新勾画了中东地图,英法为了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在中东"制造出"许多新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各民族的命运。奥斯曼政府"亲德派"的错误导向,"帮助"英法等国实现了瓜分和占领中东的愿望;阿拉伯人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获得解放的机会,最后却换来殖民主义者的"委任统治",延缓了独立的步伐。英国和法国获得了统治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机会,但委任统治的困境又成为殖民帝国崩溃的开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东历史的转折,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命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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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突厥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末期产生的重要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民族主义者以凯末尔主义思想作为立国基础,反对泛突厥主义。但是在人员、组织和思想等方面,凯末尔主义仍与泛突厥主义保持了较多联系,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方便,并使土耳其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一定的泛突厥主义特征。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由民族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认清这种联系,有利于加深对凯末尔主义以及当代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了解与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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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样一个对古代文明憧憬万分的游客来说,伊斯坦布尔无疑是最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她的多元民族文化与"欧洲化"倾向、她华丽而古老的历史传统与摩登而妖娆的现代城市面貌、她对宗教的笃信与对世俗的尊重,还有她淳朴可爱的民风以及商业化"狡黠"的市民心态……无一不在这个地方融合共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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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宗教与改革层面的冲突与融合;"挑战-应战"的相互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性.但文明交往的力量向度与影响取向是双层次的:一方面,作为一场博弈游戏,西方文明变为一种强势文明,而奥斯曼-伊斯兰文明逐渐走向附属地位;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从西方文明得到不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馈赠,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在规模、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加强与西方交往、并极力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埋下伏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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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都脱胎于塞尔柱王朝的废墟之上,它们在核心利益方面的严重冲突奠定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基调。在苏菲派盛行的背景下,萨法维王朝的崛起及其以什叶派立国的现实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宗教秩序构成剧烈冲击。在应对萨法维王朝挑战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强化了逊尼派的宗教认同,并加速了自我身份的构建。在核心利益上的争夺以及围绕意识形态产生的冲突,使得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呈现出以军事交往为主的显著特征,深刻影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格局,并由此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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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成为美国公理会差会的首要传教目的地之一.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对美国海外传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先锋,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的博弈是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缩影,它代表着"基督教的美国"与"最后的穆斯林帝国"之间的文明碰撞.在与帝国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互动中,美国传教士始终以实现新教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程度的传播为目标,其宗教关怀下掩盖着谋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本质.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对奥斯曼帝国具有一定影响,它在促进帝国教育和妇女事业发展的同时,还间接助长了帝国境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为帝国的解体埋下隐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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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的突厥民族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作为一个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种族——突厥语族,他们的思想发展不仅影响到了相关的国际关系,而且他们思想的变迁也受国际关系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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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30-136
奥斯曼帝国晚期对埃及行省的统治,前七十七年(1805—1882)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没有治权,后二十七年(1882—1909)得到了虚幻的“治权”。埃及实质上是独立政体,政治机构的设立具备“国家”的规模,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子孙是世袭君主,独立开展外交。1882年英国在埃及驻军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派遣一名专员到埃及,既保持了对埃及的名义主权,也得到了对埃及行省的“治权”。为了对付埃及,奥斯曼政府多次求助于英、法、俄等国的帮助。埃及统治者能否对抗并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也取决于欧洲大国的态度。“外国干涉内政”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行省的共同需求。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宣称“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和奥斯曼政府共同制造埃及“回归”帝国的假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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