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

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上世纪 70年代开始便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相比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明显滞后 ,与当前国内深入讨论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情形也无法相提并论 ,实质性的深入研究更是罕见。尝试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全面地介绍 ,以便能引起国内译学界的重视 ,促进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     

男权文化铁蹄下的失语者——《菊香》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有天然的联系。贬低女性和贬低自然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劳伦斯的《菊香》是一部具有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在小说中,劳伦斯揭示了自然与女性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批判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异化。同时,揭露了代表文明势力的男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漠视,表达了他对女性自我意识崛起的美好期待。     

人性的被缚与抗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字》

霍桑的《红字》在诞生一个世纪后,进入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这一视角的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     

当前女性诗歌的解读与剖析

女性诗歌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极为活跃又极为寂寞的状态.一批女诗人不断推出新作力作,以敞开女性血肉真实的"躯体写作"语言方式,惊世骇俗地抒泻着女性千百年来一直压抑在心中、死灭于潜意识里的性爱本能欲望的冲动与渴求,力图将女性"被遮蔽"、"被言说"的历史,改写成"完全敞开"、"主动言说"的历史,表达了对男权制度、男权意识、男权话语的一种极端化抗议与颠覆,显示出一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交互渗透的文化反抗的积极意义.但这种"女性肉体写作方式"也包含着不可逃避的悖论与致命的偏狭.     

《藻海无边》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藻海无边》续写了《简·爱》中被幽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的故事。本文试图通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文本视域,对《藻海无边》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予以阐释,指出小说中女性的命运与土地的命运具有＂复杂的关系＂,透视男性的行为模式如何影响父权体制下女性与自然同被宰制的命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解读该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发展像一部三幕剧式,呈现为诞生—衰落—复兴的三阶段。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批判国家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过程中诞生和崛起,她们试图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寻求女性在生产劳动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一下子失语并走向衰落,逐渐被主张"性别差异"的新激进女性主义思潮所取代,女性主义也整体上转向了以身份政治和承认政治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学。当女性主义的研究集中在以身份和差异为主的文化政治学批判上时,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政治学无法真正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资本吸纳剩余价值的目光从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形式吸纳"走向"实质吸纳"时,女性的身体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范畴变成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身体的生产本身就是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状况为女性主义重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身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命题下,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将在新自由主义的帝国内部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