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外无物"与佛教"唯识无境"思想辨析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多被误解为来源于佛教.虽然其看上去与唯识学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王阳明所说的"心"与佛教所讲的"识"或"心"并不相同,他所说的"物"与佛教所讲的"境"或"法"也不是一个范畴,他的"心外无物"说与佛教"唯识无境"等理论的来源途径更不一致.因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从本质上、内容上、来源上以及由此展开的功夫论上都是儒家的,而并非是借鉴佛教"唯识无境"、"万法尽在自心"等说法的结果.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诸层面。     

多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霍华德庄园》中的“联结”之解读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其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在<霍华德庄园>中率先关注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这一母题,"发育不良的心"的英国人形象也因多重文化的介入而以"物质至上"的"有产业者"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未能正常发育的心灵和情感促使福斯特呼吁以婚姻的形式作为"联结"的载体来拯救英国人冷漠自私、情感麻木的心灵,给普遍疏离的世界注入温情、睿智和灵魂.     

宋明美学思潮的嬗变以及王艮"身本论"美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转变的实质是"理本论"向"心本论"过渡,陆王心学向王艮"尊身论"转变的实质是"心本论"向"身本论"过渡.王艮主张以"身"为本,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身"可以合而为一.符合人欲的活动内含着天然自有之理,体现着天然自有之理的作用.这样,只要是人的天性所固有.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推论无疑为"性理"问题的进一步阐释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为泰州学派日后思想启蒙的进一步深化埋下了伏笔.     

中国心视界下的“厚德载物”论析

中国心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中,“厚德载物”中的“物”是一个人所具有或想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身外之物,“德”是与它们相符合能够承担起这些身外之物的心理素养。“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培养、增进、厚实或提升与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相匹配的素养即德性。否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依据这一概念,“中国心”是承载中国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要做一个能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责任或使命的中国人,就必须培养和增强中国心。承担的责任或使命越大,“中国心”就应越强越大。基于此,德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中国心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作为重要教育内容。     

徐复观诠释学思想探要

徐复观著作中蕴含丰富的可以理论化、系统化的诠释学思想,活跃着生命的立体化的具有实践性、真实内容和工夫实体的诠释学体系。从作为诠释学实践活动本身的活动机制及其逻辑起点即起心动念处入手,并把其诠释学实践能力分解为虚静之心与互为主体性两部分,则这一诠释学体系可以表述为:诠释学实践活动即是诠释主体以虚静之心的力量透入于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并以主客合一的精神状态,在互为主体性的诠释学实践能力的作用下,使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以其主体性的本来面目如实地透出于诠释主体,即透过诠释主体的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而显现出新形式、新体征,以实现哲学思想结构的转换。从诠释活动本身的主体性来说,诠释对象的主宰性远大于诠释主体,诠释主体仅充当诠释对象得以显现的工具、手段等配角角色,诠释对象才是主角。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多维透视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培养新世纪的合格人才 ,是关系到祖国未来和民族兴衰的大事 ,也是全党、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只有遵循未成年人心理发展规律和思想道德教育规律 ,按照态度形成与转变规律的要求 ,进行科学的灌输 ,加强道德实践 ,注重良心中“三心”的培育 ,才能真正强化和保证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婚姻三境界

婚姻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结婚。第二重境界: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及他(她)的习惯结婚。第三重境界: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及他(她)的习惯,还有他(她)的背景结婚。 处在第一重境界的夫妻,婚姻相对稳固;处在第二重境界的夫妻,婚姻比较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