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贾平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历史变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贯穿着与疾病有关的身体经验和文学修辞。鲁迅与贾平凹都是有着丰富的患病体验,并对疾病问题进行了深切表现的作家。从鲁迅到贾平凹,对疾病的书写从科学化到神秘化,从"祛魅"到"复魅",从崇尚科学理性到注重文化民俗。透过从鲁迅到贾平凹的疾病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论、科学与迷信的纠缠,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消长起伏的一个面向。     

成长话语中的城市路径与身份认知——林海音的北京叙事与身份重寻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台湾怀乡潮中,林海音用《城南旧事》的儿童视角构建了一个与政治化的历史语境间离的北京。在后涉的叙事中,她重新经历着北京古老与现代的双重启蒙,在对自我身份的逐渐确立中,完成了成长这一叙事使命,同时也用自己的行进重现了北京的都市进程。在叙事中,成人叙事者时常悄然浮现,儿童与成人两种声音不断在文本中产生错位甚至断裂,表现出了两种相异的叙事态度。作为隐在的成人叙事者,林海音以虚设的童稚为纽带,串联起了一个去政治化的精神都市与一个多义性的故乡。这也与写作时的台湾语境是分不开的,作家所处的现实台湾是故乡也是异乡,她对于作品的去政治化也具有双重性。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同时代的台湾怀乡潮中。在普遍的怀乡叙事中,历史语境被有意弱化,呈现出与同时期大陆叙事迥异的表达方式。     

张爱玲与川端康成叙事艺术比较分析

张爱玲与川端康成分别对20世纪的中国和日本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二者都致力于以女性为中心铺陈故事,以诗意的语言建构起女性中心话语权,在其思想主题、表达技巧、审美追求等方面也具有高度的趋同性。     

中美对日作战电影的战争胜利叙事模式比较

“二战”题材的影像文本不断深化和丰富着对历史的镜鉴与反思,并在艺术设置上精心构建了多样的叙事模式,如“战争胜利”模式、“英雄成长”叙事模式、家国叙事模式等.中关对日作战电影在运用这些叙事模式建构故事情节时,因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诉求、国民意识形态和个体精神境界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深层支配功能.本文通过对中美对日作战电影“战争胜利”叙事模式的不同表现形态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力求进一步揭示和剖析其背后的生成原因及深层艺术规律,从而深化认识中关战争影片的叙事性特征.     

“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     

“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作品的叙事分析

只从题材的角度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浅尝辄止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如果转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观察,则会发现张爱玲讲述的其实是女性与男性关系的故事,并在二元对立的故事结构之下,隐藏着一个关于女性再生的神话,构成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的作品揭示出,在生存勇气、智慧与创造文明方面,女性高于男人,从而显现出女性的巨大人性之光。突破题材限制,进入故事结构层面对张爱玲的故事进行叙事分析,是打开了其作品的第一层意义。进而突破到故事下的故事,看到那个现象的再生的故事是如何影响与制约着张爱玲的叙事活动的,方打开了其作品更深一层的意义。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论历史叙事中的记忆与想象

历史学中的想象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过去,一个指向是未来。对历史上的想象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对历史上已发生事情的想象,一种是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反事实假设想象,一种计量史学的反事实模型。历史记忆是历史想象的基础,此外,史家的研究还可能是建立在前代史家想象的基础上。在叙事中,历史想象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但有时历史想象并不受历史记忆的限制。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纳妾叙事

明清通俗小说的作者习惯于追求"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奇,因此他们会频繁地将纳妾这一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同时又能够引起激烈矛盾的婚俗写入小说。小说中所常见的"怨气丑声"的故事就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点。这类故事的矛头所指,不是纵欲的"妾",而是那些广蓄姬妾的男性,纳妾由此成为了男性好色的一个标签。而更为重要的情节模式则是"一妾破家":原本安然无事、风平浪静的家庭由于"纳妾"而掀起狂风巨浪,整个家庭因此而陷入倾覆毁灭的危机中。纳妾既是整段故事的起点,也往往被视为引发危机的源头。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小说作者在叙事中对于"纳妾"的依赖。纳妾不仅作为显赫社会地位的标志而被寄予某种想象,更有助于故事的叙述:缓解人物在婚姻道德上的困惑,并解决风流与阴骘无法并存的难题,使得小说的叙事能够不偏不倚地驶向最终的目标。